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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东方文化和科学的完美结晶
--贺世界汉语大会召开--
提起汉字，这个正在被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文字，除了一致赞美它的特有的艺术气质外，人们总是将它和“古老的”“难学的”放在一起，进而更推论出“落后”这个观点，实在有“颠倒是非”的嫌疑。
对后来掘起的西方国家来说，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以浮浅片面的“优胜劣汰”概念来判断一切，既然西方打败了落后的中国，证明西方优于中国，那么优秀国家的文字（英语等）也一定优于中国的文字，根本没有人（也没有这个水平）会去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可以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本身就可能具有的更深层次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和保存文明的最重要的工具－文字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人自己，近一百多年来，实在被“洋枪洋炮”打昏了头，更对西方现代化的高度物质文明看花了眼，彻底瓦解了所有的“自信心”，明里暗里似乎已得出不“全盘西化”就没有出路的结论。许多喝过一点“洋墨水”的读书人，更将“崇洋迷外”扩展到了文字。他们一方面牵强附会地，给英语加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优点（如词汇丰富、有时态可分、易读易写之类）。同时又给汉字戴上“难学、难写、不能满足现代科技需要等等”的帽子。事实真是如此吗？
首先，汉语真是比英语难学吗？客观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汉字是一种由少量有规则的笔划（如点、横、竖、瞥、捺、勾等）组成的图形文字，英文是由二十六个符号组成的线性文字，虽然两种文字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没有理论可以证明记图形的组合比记符号的组合要困难。事实上，也从来没有研究报导，说同龄的儿童学汉语要比学英语困难。到有报导说，普通大学生一般掌握四千个汉字就够用了，这是中国小学毕业生就可以达到的水平。同样情况下用英语的，却需要掌握十万个单词，是鲜有小学生能达到的。其实，只要认真追踪一下说汉语难学的，不外乎都是已习惯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外国人，还有就是一部分过分体贴外国人、站在外国人的角度的中国人说的，因为这些人的英语程度未必比汉语好，本身证明不了“汉语难学”。而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学英语，理由是很明显的－“利之所趋”也，并不是因为英语优秀或容易学。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发达起来，不是又有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了吗？
其实，如果撇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类带有情绪性的立场，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英语，并拿它和汉语比较，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并不完善、不够科学而充满随意性的语言。这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理解：文字是一种用来交流思想，学习知识和积累、保存精神财富的工具，又像是建构“精神大厦”的建筑材料。所以它也应该符合现代对工具和建筑材料所提出的“通用化”“组合化”“标准化”的要求。但英语是以词为单位所组成，一个词只对应一件客观事物或概念，每出现一件新事物或新概念，就要创造一个新词。这就好象我们为机器上的每一个螺丝钉都要配备专用的螺丝刀，或每盖一栋新房屋都要专门设计制造新门、新窗、新砖、新瓦一样。而这种方式在技术上不早已被我们自己淘汰了吗？我们不妨再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下，英语的词是一种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符号，如COOK对应公鸡和 HEN对应母鸡，BUS对应公共汽车和CAR对应小汽车， DECEMBER 对应十二月和JANUARY 对应一月等，都仅仅孤立地反映了对应物而不能反映它们在客观上存在的有机联系，使得“联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等这些有效的学习、创造性思维方法都“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词组成的随意性十分明显（现代新词好一点）没有提炼、加工、完善的痕迹。再以现代信息理论来衡量，词作为信息的载体，输送同样数量信息， 需要的载体越多，其先进性当然就要差了。再从计算机理论来看，人脑就像RAM，为了同样的目的一个要记四千个符号，另一个却要记十万个，不也是一种浪费吗？现在世界经常有研究中国人是否更“聪明”的报导，可以肯定，中国人的遗传因子里绝对没有比别人多一条决定“聪明”的ＤＮＡ，要是真表现得比较“聪明”的话，只能归功于他们所用的杰出的文字。如美国为一个轰动的特殊恐怖活动案件创造了一个新词 “Unabomber”，相信只要不知道这个新闻的人，就无法从这个词上得到任何信息，但如果中文译为“邮包炸弹杀手”，那么即使什么都不知道的中国人，看到后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定性的理解，不用“博学”就可以多闻了。已经有报导说，中国学生在记忆数字的能力上的确比西方学生强，但其原因只是因为用中文读数字花的时间比英文短而已，将双方所能记忆的数字乘以需要的时间正好相等， 并无差别。中国人的一条成功策略（如“三十六计”），只要短短三、四个字就可概括记录在大脑中，随时可以调用。再加上上面说到过的“联想”之类的功能，如果中国人居然只能和别人表现一样的话，倒是肯定可以证明他们比别人笨了。
有的人说英语有时态“因为有式可循，虽下愚也不会有错误。中文无式可循，故偶一用字不当，可以出乱子。”这实在不敢苟同。试想一个人如果下愚到连“已经”“过去”“将来””“正在”等几个词都搞不清的人，怎么又能记得住那么多的时态和单词的变化呢？何况英语中还有明明应该用将来时态的情况下（如问明天是星期几？），却偏要用“现在时”之类的“违规”现象。同时，学习英语时态变化规则时不难发现，越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的普通常用动词（和现代化关系小，在英语起源时就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几乎全部是不规则动词，可以证明时态的当初产生，并非一个理性的优化设计，反而是随意性的又一例证。而在中文里，只要用上述等有限几个时间概念、有时甚至只要以正常逻辑判断（如说“昨天做了什么事”，即使没有用“曾经”也不会让正常人误解成“正在”或“将要”做什么事）就可以完全替代那繁琐不堪、捉摸不定的时态。除非我们不承认“使用方便”“效率高”这些是比较先进与否的指标，否则结论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英语词汇丰富，在文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应用时比中文优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将英语的缺点说成优点，又将中文的优点当成了缺点。许多如莎士比亚之类的世界名著，翻成中文后，全都照样脍炙人口，并没有因词汇“贫乏”使中国人良莠不分而遭到冷落。而用“词汇贫乏”的汉字写出来的儒家学说或孙子兵法等文字著作，也丝毫没有影响它们被国际推崇为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有一位作家（台湾的柏杨）说“中国人字汇很贫乏，没有这么活泼的字汇（指希腊历史学之父，描写波斯之战）。好比形容发怒，除了‘大怒’之外，没有更恰当的形容词来描绘发怒的人表情和心里状态”。我想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 即使是中国文盲， 大概也听说书人说过岳飞的“满江红”中的一句“怒发冲冠”吧，何况还有“怒不可遏” 、 “怒火中烧”、“怒形于色”、“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不打一处来”、“大发雷霆”、“大惊失色”、“悲愤填膺”、“暴跳如雷”、“含悲忍痛”、“痛心疾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胸中冒火，七窍生烟”、“横眉竖目” 、 “满面怒容”、“咆哮如虎”、“咬牙切齿”、“脸红脖子粗”、“拍桌砸凳”、“拍案而起”、“捶胸顿足”、“老羞成怒”、“敢怒不敢言”等；更有专用于美丽的女士老奶的“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娇嗔”之类，真不知贫乏的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也听人说过，某英语词汇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言下之意，是想说明中文词太少。其实，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书面代表，只反映该民族本身的道德、风俗、生活、、观念、习惯和接触了解的事物，而对后来从其他国家或民族那里获得的知识或概念，如果和自己的民族性有较大差异的，就可能找不到完全合适的现成词来翻译，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外来语”。如“幽默”，就是中国语言大师林语堂先生为“HUMOUR”一词创造的。即使号称拥有好几十万词汇的英语，不也照样也翻不好“孝顺”之类的概念吗？因为这本质上不是词汇丰富不丰富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翻不出来的原因只能说明：不是该人中文水平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组合能力；要么就是英文能力尚欠火侯，没有真正理解描写的情景和前因后果或相关的科学知识；再有就是中国人原来没有的东西（如外国新发明、发现）或一直被认为是不能公开的东西（如同性恋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也是很正常的，不能因此就说中国词汇贫乏。就像美国学者居然不会翻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不能据此说英语词汇贫乏是一个道理。这里再借用一段有说服力的文字：“汉字．．．．．．与英、法、俄、西班牙四种文字并列使用，．．．．，奇迹每天都在这里发生著；联合国的文字包罗万象，小到昆虫，大到宇宙，中文部的翻译们凭著一本字典一支笔，和烂熟於心中的四、 五千个汉字，居然没有译不出来的文件，也从未耽误过时间。”（见92年8月10日纽约中文“侨报”《硅时代的仓颉篇》）从信息理论的角度，用四、五千个载体（字）就可以传达另一种要用十万载体（词）才能表达的信息，其科学、先进性实在再明显不过了。更有甚者，据说英语每年要增加上万个新词，怪不得英语字典要不断换新版本（一本中文字典可以用一辈子），除了给字典出版商带来“无限生机”外，却大大限制了普通人“知的权利”。在这里顺便作一个“武断”：美国人之所以热衷于谈体育，是因为一般民众除了本身的工作专业以外，很难有精力掌握开辟不同的共同话题所需的大量词汇。还要顺便作一个“武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迟迟不能获得西方那样的“民主和自由”，是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知道，一旦有了那样的“民主和自由”，那么，已经“良莠不齐”的中华文化和其创造的表达工具－汉语（字），就会使整个国家成了“乱哄哄的国会” ， 除非一心只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否则是没有人敢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以人民选票上台的李登辉总统，却要用修宪扩权偏向“独裁”来执政的原因。他和中国或其他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至少私底下都一定会承认我的说法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历届政府，都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上台，却最终又都走向“独裁”的症结。“不是不能为，是不为也”，一旦形势需要，随时可以实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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