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非“禁心说”的表象和本质-科学认识论应用实例
介绍-
在韩非的文字（《说疑》四十四）中，提到一种非常高明却十分可怕、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治国之道。他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让当时的秦始皇对这种议论一见之下，惊叹为旷世之奇才，一定要得到他才甘心。
如果对这种有如现代电脑所使用的“压缩技术”般简洁、精练，容易保存、方便随时调出，却难以准确把握应用的文字加以“解压缩”成现代语言。可以解释为韩非认为：『可供统治者选择的最佳统治术，第一首选的上策，是设法从根本上禁锢其思想，其次中策是控制社会的言论，而下策才是去直接限制民众的具体行为活动。』
应该承认，韩非站在“只知其然”的科学《认识论》初级认识层次，从客观事物的表象上，准确认识到一个事实，并根据这个事实，向统治者提出了自己的对策：那就是认识到“精神（古代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一直以为“心”是产生并主宰自己思想，以及身体行为活动的控制中枢）”是指挥调度一个社会人的全部生活行为表现的主观决定性因素。所以他建议统治者，只要能够从根本上掌握、操纵“心”这个“控制中枢”，其它就都是“小儿科”般不重要了。
这在表象上的确是一个极高明而又准确的见解，因为一个人的“心(思想精神)”决定或主宰了他个人的全部（包括谎言和欺诈）言论和行为活动。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人，无论他是领袖或伟人，阴谋野心家、独裁者或平民百姓；还是君子、小人，传教士、圣徒、革命家、乌托邦空想者；或慈善家、盗贼、罪犯、流氓、恶棍、等等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百姓们。他们的任何言行，背后都一定会有、或找得到某种宗教、政治信仰、主义，或文化道德观提供的精神支持平台（比如革命者或宗教信徒，可以为坚持自己的主义或信仰，不惜可以为之牺牲生命；阴谋野心家相信“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宁可我负天下人而不可让天下人负我”的信条；个人主义者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宿命论者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平庸之人奉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格言；不甘碌碌无为者，决心“不流芳千古、就遗臭万年”等），来演绎自己全部或轰轰烈烈的精彩、或默默无闻的平淡人生。反之，人一旦要离开这个平台，失去了精神“导演”的运作支持，那就只能用“行尸走肉”来形容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些有能力的英主明君或伟大领袖，以及西方的政客和他们的属下出谋划策者们，无不都千方百计地要在这方面动脑筋下功夫，以便争取由自己的头儿来当“（精神）导演”。具体手段虽有五花八门的不同，效果好坏也参差不一。但是本质的目的、却永远只有一个--禁心。也就是说，历代统治者（或集团）一生要琢磨着做的，要么就是设法连骗带哄地、让民众的“民意”和自己的“上意”保持一致；要么就是软硬兼施地干脆设法强行不得有跟“上意”相左（对立）的“民意”……；总而言之、简而言之一句话“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历来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认同韩非的理论，打心眼里接受『全社会上下不能有异“心”』的原则观点。所以纵观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社会的两千多年历史，说白了，就是一部国家社会，从政治上贯彻应用韩非“禁心说”理论的反复实践纪录，任何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都可以从正面或反面事实表现中，找到这种理论产生的影响，没有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有恃无恐地，撇开因为总是纠缠于事实表象、所以只能没完没了的打“文字官司”的历史，沿着这条主轴来认识、发现中国问题的本质。
其实从“知其所以然”的本质认识层次上看，对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不是以“竞争”为主的“动物世界”）而言，保持“心”的一致是必不可少、一定要满足的重要关键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心往一处想，才能劲往一处使，才能以最高的效率和速度，推动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而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始终流传着许多有关的理论（如“和合论”）、口号（如“团结就是力量”）、格言（如“兄弟齐心、其力断金”）、俚语（如“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家庭教育故事（如“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等。证明中国文化早就能正确认识、总结出这样的客观表象事实，这也完全符合物理学关于“力的合成”的科学理论（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为什麽会“人多力量小”的？》www.newmilestone.org/03/czl30121.html)。而能跟自然科学的理论直接“接轨”，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相对其他文化“先进”的证明。因为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科学理论”直到今天，还在把达尔文的“（从猴子）进化论”当成圭臬，毫不科学、更无理性地，拿从观察跟自己社会已经“八杆子打不着”的原始丛林中的动物行为为依据，总结、归纳出来的“丛林法则”，作为指导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进步”的衡量标准，和自然科学原理相比，表现整个一“背道而驰”。在一个有如此方向性原则错误的社会理论的指导下，不仅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永远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灾难性结果，这正是未来人类社会必将面对的现实。
有人不是对中国历史曾经出现过的“辉煌”，总是津津乐道地从箱底把一些祖宗早年留下、现在已经过了时的“陈芝麻烂谷子”（如四大发明之类）拿出来翻晒吗？他们一方面沾沾自喜地用来换取西方人的赞叹目光，满足一点已经所剩不多的“虚荣心”，一方面却跟在他们后面，对现在表象上似乎的确全面“落后”的现实，文过饰非地推到文化头上，人云己云地一个劲嚷嚷“为什么”（比如被炒得很热的“李约瑟难题”），完全不知道这是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从文字语言开始，就已经沾了自己文化的“科学”之光了（相关阐述，请查阅拙文《汉字是东方文化和科学的完美结晶》)。这里面毫无牵强附会之处，而是经得起未来事实的检验和推敲质疑的。因为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任何正面或负面的问题，都可以从“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到科学的答案，对那些说中国文化“落后、不科学”的人，只能回以“猴子不知自己脸瘦”的反讥，证明这种人的科学水平和能力，还根本没有达到认识和解释中国文化的程度而已。而毛泽东的伟大和贡献，就在于他领导国家的那个时代，用纯中国文化加工、训练出来的能力（他不会任何外文，也没有留过学，看的主要是线装书），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全面的实践机会和条件，留下足够多的真实实验纪录。无论是正面成功的经验，还是反面失败的教训，都可以成为注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证据，包括他把韩非的“禁心说”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根据科学《认识论》理论，也必然地要给中华民族造成最严重的“事与愿违”灾难。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韩非，是他利用中国文化提供的能力，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认识到人类社会活动的表象，而作出的对策，理论上从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宿命。而当了历史“跟屁虫”的毛泽东（笔者的结论纯属客观描述，决无谩骂贬低之意，而是有客观根据的判断。从他一屋子的线装书、以及“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指示，以及他在文革中的具体作为可以证明），只不过是在“禁心说”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韩非的错误，如果中国人不从本质上来认识并纠正这个问题，那中国社会的历史除了继续“翻葱油饼”外，就不要指望未来会向好的方向改变。
其实韩非的理论，是对客观表象的正确认识，清楚地看出人的精神思想对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而他犯的错误，也是有其时代文化条件的局限性制约的，因为那个时代正处在诸子百家的齐放、争鸣时期，很多正确的理论或观点，都被用过于简练的文字，以格言、成语、寓言、历史故事、比喻之类的形式，压缩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成了一份不能直接调用的“压缩文件”，却没有人能够提供可以“解压缩”的软件和科学《认识论》。大家都只能站在“只知其然”的初级认识层次上来“各取所需”地认识、解释社会问题。可惜当时能够达到这样认识层次的读书人，都不会满足于仅仅正确认识或描述客观现象，而是自以为是般得意、极力想由此一撅而就地，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理论（科学认识论）上就铸下必然的大错。这种根本性错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能够加以纠正，更因网路论坛的发展普及，让社会可能存在的真正良知灼见，窒息在浆糊般的污泥浊水之中，反而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表象层次上，背上“落后”的黑锅！
这完全是因为从韩非开始，就愚蠢地以为“精神”是可以用外力来限制（禁）的，从本质上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原则错误。因为人类精神的本质是一种人性内在的能力，想通过外力来禁止是绝对办不到的。举例试想一下：国王为了独占、保护美丽的王后，可以布置强大的卫队来警戒王宫，再立法以极刑来遏阻任何人想染指的企图、或亵渎她的言论。甚至可以用强制“回避”来限制大众眼睛“看的自由”。但是，有什么办法来禁止有人在精神上“朝思暮想”地、幻想着去和王后“上床偷情”呢？虽然接下来由孔子等中国读书人，为“禁心”这个类似电脑软件的“漏洞”，打上一块“补丁”，提出几个“非礼勿（视、思、言、行）”。于是真正的不幸从此开始，因为根据科学《认识论》理论，要是在这种认识层次上找到的解决问题办法，一定都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强行推广后，反而在中国社会中造就出许多“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韩非的“禁心说”也不例外，他的准确认识和判断，最后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学者权威（包括老子、孔子孟子等在内）一样，除了让后来的世人可以一起嚷嚷“博大精深”外，毫无用处，反而给读书人用来打文字官司或“窝里斗”，提供了繁殖的土壤和条件，后来更在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的干涉、掺和、教唆下，滋生出比其它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要多得多的“麻烦制造者”，这只要看看海峡两岸的现状就知道了。
现在，西方一些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人，以及部分类似“五四激进帮”的中国读书人，一味指责自己（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包括文字在内的“全盘西化”并积极付诸于行动，要把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宝”，全部押到和西方“接轨”之上。难道真是如此吗？让我们再从本质上来看看西方社会的表现吧。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