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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某网友的公开信
朋友：
在强国深水区讀到你的文章《为逝去的强者辩护，为活着的“弱者”辩护》。面对这篇用“心”的真情写就，爱恨立场鲜明、用词毫不含糊妥协的文章，作为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不能不产生一种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鸣”。很欣赏你的勇气，也很喜欢你的犀利文笔，更完全同意你对这篇文字“支持、反对同时存在”的判断。只是在最后这一点上，跟你有完全不同的理由和根据。因为我认为，这是当前讨论所有（包括国家发展策略、路线和检讨社会现实在内）问题时，一定要出现的现象。而且相互间完全没有先进或落后、对错或是非的区别，有的只是一样的（认识层次）错误，这种错误就像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人（时差正好12小时），同时在网上争论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一样的无聊。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最后所谓正确的“真理”，其实只不过像动物世界里的雌海狮或母猴子的归属--永远属于以力（肉体的武力或暴力）征服的所谓“强者”（即所谓强权就是真理也）。比如你所说的秦始皇，和公开主张“枪杆子里出政权”并身体力行的毛泽东。虽然接下来不可能预言这一轮的“胜负”（道理就像不能在动物世界里具体预言哪一只雄海狮、或公猴子会赢得异性的投怀送抱一样），但是却有绝对的把握断定：无论谁胜谁负或取得掌权的地位，中国的历史，都只不过像又翻过了一次的“葱油饼”，本质上毫无进步的意义或价值可言！
其实这完全是因为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站在只知其然”的初级认识层次上，用在方向和原则上绝对错误的社会理论，来认识、并试图解决自己国家或社会产生的问题的结果。只要不从这样的层次上，设法着手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就永远不要指望自己国家会跳出那个螺旋形历史的怪圈！
这不是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式的信口开河，而完全是以中国历史的实际轨迹为依据，用科学认识论和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为工具，进行分析判断的结论。而所运用的这些理论，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赋予的条件和能力，从自己绝对真实而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体会中，总结、归纳、创造，最后升级加工出来的结果。不仅完全符合孔夫子“礼失求诸于野（民间基层广泛的社会实践）”或毛泽东“从实践中来”的观点，更已经经过自己在文革中无意识的成功经历，和后来旅居美国十几年，其间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实践检验和取证证明了的有效理论。因此也有把握经得起未来即将出现的事实检验。所以现在就可以断言，你和你的对立面所持的看起来似乎“尖锐对立”的观点，只不过是表象上处于错误的两个极端，所以显得似乎“势不两立”而已，并且最后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而上台执政，结果都只有一个“殊途同归”！这难道不正是你所推崇的秦始皇或毛泽东，以及你的对立面所鼓吹的五四“激进帮”式的全盘西化，都是已经反复走过多次、并且有了教训般结果的歧路吗？如果不是“当局者迷”，又怎么会像“蠢人”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呢？所以也许是出于一种“惺惺相惜”的理由吧，虽然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说服过任何人，接受过这种越来越被客观事实证明了的理论或观点。但是还是愿意按西方谚语「智者想法个个一样，蠢人才有不同。」所说，先向你伸出我的手，邀请你参加已经属于另一个层次的“精神战争”，进入中华文化真正的“用武之地”！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其实今天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就好像是被错误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有意不恰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的“丛林法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冒伪劣“社会理论”、砸得四分五裂的一只“聚宝盆”。那么，在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启发下升级出来的科学“认识论”和新“人类社会学”，就是有效修补、恢复这只聚宝盆的“金刚钻”。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不是金光党骗子式的“空手套白狼”，愿意在这里就你在上面文章中的部分论点跟你商榷，做一点不同的阐述，在有比较才有鉴别的条件下（就像你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由你自己作出取舍。
首先，认为你有关“强者、弱者”的区分，体现出一种自以为在强者一人之下，弱者万人之上的心态。证明你对真正民主的认识也不甚了了，不知道民主是一种像空气一样客观存在，是一个知道就有、不懂则（以为)无的事实。其实自从人类走出丛林，进入自己靠集体分工合作创建出来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成为社会人后，客观的“民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任何社会的全部进程。因为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都是那个时代由某种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人（在此加工之前只能算一种叫做“人”的高等动物），由他们中大多数的集体主流意识所决定的产物（相关阐述，请查阅拙文“论民主”http://www.newmilestone.org/clcb/clcb11.html），并为这种产物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买单”的责任。所以站在客观真正的“民主”立场来辩证地看，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强者”的少数领袖和相对“弱者”的基层民众的互动结果。所以个别强者的“强”，就反映了多数社会人民主概念的“弱”。举例来说，就像成员间不团结闹矛盾，因而经常受邻居欺负的无能家庭，后来来了一个能干而强悍的“仆人”，率领大家击退了四邻的挑衅，替主人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接下来自己“反客为主”地对主人们发号施令起来。直到恶仆离开，大家才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庆幸时光不再。但不久家庭老毛病又故态复萌起来。于是又开始怀念起恶仆“主持家务（国家）”的年代来。所以，虽然我们不应该否认作为领袖的伟人的个人天才能力和贡献。但是更应该检讨作为社会主人的弱者们，自己对民主的无知。因为理论上仆人就是仆人（领袖理论上也是一种公仆），其表现是主人调教和家庭（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出现问题，主人有责。要是闯了祸，只能由主人自己承担赔偿的责任（仆人自己也赔不起）。而所谓要为弱者辩护，等于是对和自己一样的主人的侮辱和贬低。就算辩护成功，也只不过为下一个秦始皇或毛泽东的上台做好舆论准备，没有任何真正体现民主的价值或意义。
其次，你文中说的“大我”“小我”。其实就是社会人各自的天性（小我）和人性（大我），在精神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占比重不同的缘故。如果不从这样的层次高度来认识，最后一定会落入虚伪的“为人民服务”或“大公无私”之类的说教圈套，除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伪君子”或“真小人”外，毫无用处。
再者，根据原则，你和你的对立面，在关于毛泽东统治中国那个年代的是非功过判断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且都各不相让，都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和振振有词，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逻辑典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根据科学认识论理论可以发现，这完全是因为双方都站在“只知其然”的同一个认识层次上，都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看不到事物的本质，而本质相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表象，就像“日蚀”和“月蚀”、或“白天、黑夜”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天体运动的结果，但是确有完全不同的景观。所以要是根据表象来争论，就像“瞎子摸象”般各说各话，毫无意义。要是再想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理论上就注定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就像你推崇的秦始皇或毛泽东（或对立面推崇的“改革伟人”）那样，都是以自己超出常人的能力，从当时社会的表象事物中，看到发展不下去的危险，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的责任感和良好动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可惜付诸实践的结果，总是给自己国家或民族，带来后果严重性跟他们个人能力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灾难，反而成了科学《认识论》正确性的有力佐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只能在实践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甚至灾难性后果已经造成后，才开始质疑或检讨，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和天才的伟人站在同一个认识层次（只知其然）的普通人，不仅掌握不到领袖所能掌握的全面信息资源，也不具备领袖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只有做“事后诸葛亮”的份。而之所以各个看法不同，甚至尖锐对立，这只要想想瞎子“摸象”后，根据各自摸到的不同部位，而作的大相径庭的表述就知道了。这正是当前社会不幸的现实，以及需要正视解决的关键症结之所在，而不是要去替什么“强者、弱者”辩护，除了挑起新的一轮包括肉体革命在内“窝里斗”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看来，你是为自己的“先右后左”心路历程自豪的，而且我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也是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向左转到鼓吹社会主义的。但不幸的是，英国的大文豪肖伯纳又曾说过『凡杰出的人物，在年轻时都曾相信过社会主义，但到老来还相信社会主义的，一定是傻瓜』。所以要是拿到法庭上去审理谁是谁非的话，足以让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打上几百年的官司也定不了案的。其理由已经在拙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是一个愚蠢的问题》(www.newmilestone.org/01/czl210825.html)阐述过，更在《马克思理论的软肋或死穴》一文中，直接指出了这种理论不可能实现的致命弱点。而对同时忽视爱因斯坦和肖伯纳观点的人，还能找得到“傻瓜、笨蛋”以外更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不如说“谬误只要退半步就是真理”。这难道不正是“中庸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吗？
我想你一定也会崇拜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吧。是的，他的确看到了常人在同样层次看不到的趋势，做出了我们至今还不能完全理解的决定。就像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那样：“天才则连射出去的箭头方向，常人都看不到，只有等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发现。”可惜的是，我们在找到“箭头方向”时，自己已经被他当年射出去的“文革之箭”弄得伤痕累累了！那怎么会这样的呢？
如果用科学认识论来分析，就知道这完全是因为他以天才的能力，却站在“只知其然”的认识层次上来认识社会事物，还要自以为是地提出解决的办法来“改造（或改变）世界”所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已被毛以后中国出现的事实证明）。事实上，历史从来没有按所谓“先知先觉”的强者指明的方向前进，而是前进中受到各种强者（伟大领袖或大思想家）影响的干扰而发生扭曲，最后合成的（螺旋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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