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媒体的角色
-兼贺凤凰卫视十周年台庆
在狗年旺旺的欢乐声中，凤凰卫视迎来了自己十周年台庆，是如此地自豪,又如此地自信。因为十年来，他们通过上下一心的努力，已经陆续建立了欧洲台、美洲台、澳洲台，将影响扩大到了全世界，异军突起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媒体力量。也许他们未来能够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人形象的代表，以及为国人提供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任重道远的责任也是不言而喻的。记得两年前，笔者曾在该台八周年台庆之际，写过一篇《“凤凰电视”八周年台庆的感想》（以下简称“感想”) ,文中强调指出：
『鉴于“新人类社会学”已经阐明的民主真谛，意识到“民主”是任何制度或形态的社会，在客观上都始终存在的事实。根据义务和权利对等的原则，在每一个人自己无论愿意不愿意，都要承担为所有社会行为的后果“买单”义务的同时，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公开评论甚至批评任何社会行为或现象的权利。所以对当前令人不安的社会趋势走向，不得不冒鲁迅小说“生日”所描述的“大不讳”，借凤凰台的台庆机会，提出一点看法，供所有把民主当成是“白吃的午餐”的“大众皇帝”们参考。以免将来他们又要被迫替社会“买单”时，再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而把本来就是“咎由自取”的责任，推到太监、佞臣之类的官员头上，或迁怒于几个“替罪羊”。』
这也就是说，理论上在人类社会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其表现都是生活在那个社会中，从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僧侣教徒、黑白两道团体成员，直到政府领袖、军政要员、大小官吏们，通过前后、上下、左右、内外的立体全方位上，进行反复交叉互动的结果。所以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无论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或愿不愿意，但客观事实上，都必须要共同承担社会整体行为造成的后果。这才是真正“民主”的本质。所以当社会产生或出现任何问题时，都可以从中找出原因或解释，无一例外。而任何跟这样的本质有矛盾、冲突的解释或说词，都只能被认为不是错误、就是别有用心的误导。我们因此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包括肉体战争和恐怖活动在内的全球性“窝里斗”，以及在各种灾难性趋势中，整体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无力，统统归咎于是现有的错误社会理论指导的结果，也自然顺理成章而勿庸置疑了。
从这样“知其所以然”的科学认识论层次出发，完全可以将当代“民主”社会中主人的责、权、利，都等效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只需要把单数“孤家、寡人”的称呼，改成“朕们”来代入后，再以类比的方式，去认识或解释当前的任何社会现象或行为，就不难发现，今天社会中产生的一切问题，我们原来都可以用“反求诸己”的方法，检讨出根源来。
根据这种（新人类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一切生物都具有、而且不能被消灭或改造的普遍共性--包括自私、贪婪、食、色等欲望在内的“天性”。而唯一可能做到的，就是在社会环境条件下，依靠由文化加工形成的“人性”，来对天性加以约束和控制。所以可以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那个社会所有成员（大众皇帝们）意愿表现的矢量合成。根据先后、主次的因果关系，社会的主人和社会之间，就有了上（民众、主人）、下（政府、社会）之分。这样一来，用“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观点，来认识和解释社会上包括贪污腐败、黄赌毒盛行、道德沦丧、诚信不再、法制不彰等日益严重的普遍趋势，就不会有任何疑问或困惑，因为真正问题的根源，是出在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皇帝们自己身上，所有现在被诟病抨击的现象，其实都是多数主人自身意识的产物，跟古代皇帝一味指手画脚地、痛斥朝野上下的不正之风，要杀之而后快，却以为自己处在超然 免责地位的心态完全一样。所以只要大多数人的意识不变，就不要指望这些风气会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下来，政权多次更迭，改革之举络绎不断，暴力革命也经常发生。但是无论实行什么制度，信奉何等主义，结果却永远只有一个“事与愿违”的原因。甚至包括伟大如毛泽东那样的领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当初信心满满地要发动“文革”，想依靠群众来阻止“走资”的行为怎么会失败的？所以今天才会有人要重新拾起毛开的那张“老药方”来治社会之顽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病根”，只能像“庸医”般，一味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交替轮流用“改革大补丸”或“革命返魂丹”来敷衍，社会的“病”也只能越来越严重，眼看就要到快入膏肓的地步！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向钱看”的经济利益考量，为了迎合大多数民众始终存在的“帝王情结”，各种从不同角度，真真假假记录、描写皇帝的戏目层出不穷，虽然个别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嫌，但是也有其作为“镜子”的积极一面，有助于我们从热闹中看出一点启示或门道（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历史的“是非”比“真伪”更重要》) 。因为今天西方民主理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主社会”，跟中国过去的王朝概念，除了因为名义上的主人由单数变成多数，而在表象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外，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改变，充其量只能跟以前的“改朝换代”来相提并论。所以用“以史为鉴”的方式来认识或讨论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有足够的准确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五四”开始，就嚷嚷着要“民主”的中国人，私底下却热衷于喜欢看皇帝戏的缘故，因为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且有了上千年类似实践经历的中国人，早就在潜意识上感觉到“民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比如过去，未成年的“候补皇帝（太子）”都有一位（或几位）指定的太傅（老师），来教他各种治理国家所必要的基本知识和道理，打好将来能够自学成才的基础。皇帝登基掌权之后，如果成为政绩显赫的明君，一定可以找到幼时受太傅影响的痕迹。反之，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一定是不自觉地把太监、佞臣之类的卑劣小人当成太傅的结果。证明过去的统治者们，在强调自己绝对与众不同的出身（真龙天子）的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并不是从先天的“龙蛋”中、或娘胎里打包带出来 ，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积累才能掌握的。
那么，今天对客观上非龙非风，彼此彼此且生而平等的大众皇帝、以及准备接班的青少年太子们，当然更不能例外。他们在正式掌握、运用民主权力统治国家（社会）之前，也是理应要接受某种“太傅”们的教育的。这个“太傅”的角色，除了正规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外，就是由各种影视媒体和书刊报纸等、平面文字出版物来充当了（现在又多了一个网路）。所以，如果把一个社会的种种现象，看成是大众皇帝们具体的“政绩”。那么，当这个社会表现不堪，出了许多问题时，除了大众皇帝应该下“罪己诏”外，当然也有必要检讨“太傅”们的责任，看看他们是怎么教的？教了些什么？是不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充当“太监、佞臣”，来教唆皇帝的嫌疑？这对中国人来说，只要略微发挥一点联想能力，以历史剧中的代表性角色 （如和珅、纪晓岚），拿他们在皇帝面前的言行举止加以对比，就不难总结出两者之间的明显特征和根本区别：太傅永远只教皇帝做应该做的事，甚至冒死劝阻皇帝做不应该做的事；佞臣却不断怂恿皇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因此千方百计地（如扣押、瞒报、谎报民间实情）制造假象，为皇帝创造实现条件。两者行为表现互为极端，泾渭分明，分辨起来并不困难。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在已经实行（或声称要实行）所谓“民主”的当代社会中，客观上理应起正面作用的“太傅”们（学校、影视媒体和书报杂志等）的所作所为吧。他们的整体表现概括起来，只能用“投其所好”四个字来一言以蔽之，整个一付典型“太监、佞臣”般的嘴脸。而一个大众皇帝喜欢让自己处在“太监、佞臣”包围之中的“民主王朝”，最后除了像南宋小朝廷那样，满足于追求物质享乐般的“偏安”外，会有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前途吗？这才是今天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记得两年前笔者在“感想”一文中已经指出：『可惜就是因为中国文字太精炼的缘故，让在“只知其然”层次上，会读书而不会用书的中国读书人，首先不知道“教（育）”是目的、“（快）乐”是手段，手段越高明就越容易达到目的。反而急于求成地，把目的变成形式主义的教条、口号，强行掺合到本来要让人感到快乐、享受的手段中，变成一种枯燥乏味的填鸭式说教。久而久之下来，在民众心中形成反感甚至抵制情绪，既乐不起来，当然也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其次是不知道“寓教于乐”是客观存在的必然，不懂“教”本来就有正反两个含义。一个是“教育”，目的是要人远离原始野蛮，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详细阐述见拙文“文明的图解”）；一个是“教唆”，是鼓励人恢复加强对社会绝对有害的“天性”，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两者使用的手段可以完全一样，但对社会产生的效果截然相反。总而言之，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寓教于乐”的文学艺术手段。所以当文革开始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那里的文艺方向就走向一个教条的极端，教育效果却适得其反。结果当文革一结束，就自然会同样在只知其然层次上来一个“矫枉过正”，以反对“寓教于乐”的名义却走上“寓教唆于乐”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那里社会出现的许多令人不安的现象，大多可以归咎于此。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世界资讯越发达，社会问题越多、越严重的原因。更是为什么先进而优秀的中国文化、反而被当成“落后、糟糕”的原因。因为功能绝对值越强大的文化，一旦用来“教唆”，做出来的坏事在数量和程度上，当然也会令人瞠目结舌而自叹不如的！』只是可能凤凰台他们自己，已经湮没在“大众皇帝们”送过来的鲜花和赞美声组成的海洋中，甚至感觉不到（或不屑于去感觉）笔者扔进去的那块“土坷垃”产生的涟漪，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值此凤凰台十周年台庆之际，愿再以此文作为一份小小的“贺礼”献上，希望能因此触动他们对已经显现、而未来必将成为主流的、真正的新趋势（除非“世界末日”在此之前已经来到）、所理应具备的专业敏感神经。虽然明知不受欢迎，还是想利用网路条件，强行挤入他们要接受的“礼单”之中，来替大众皇帝们留下立此存照的证据。因为凤凰台正在以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利用博大精深而功能强大的中国文化条件，所赋予那些参与者的力量，逐步赢得了世界的重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事实上已当之无愧地具备了“太傅”的地位、资格和荣誉，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凤凰人承认不承认或愿意不愿意，客观上他们都必须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前提下，在“太傅、佞臣”这两种角色之间作一选择（其实任何公共媒体也都一样），并留下自己可供历史用来评审的轨迹！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