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经揭晓，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获得了此项殊荣。面对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国际现实，令人有说不出感觉，不由得想起，99年该奖公布前夕（99年10月14日），笔者在新闻网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的两段文字：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不久又要颁发了。本来这已经是一件“年年要有年年有”的“政治秀”之一，其用意和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或“劳动模范”之类并没有两样，都是企图树立“标兵“的形象，鼓励大伙去按某种政治意图设计的规划行事而已。只不过那个“积极份子”的级别，从单位、市、省，最高只到“全国”，而这个的“级别”高了一点，升为“全球”罢了。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

   『如果排列一下近年来“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单，以统计原理不难发现其授奖“规律”，为了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和自由，姑且不作评论。但冠以“和平”的桂冠，实在觉得是对“和平”的莫大讽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种“和平奖”存在，世界就不会和平，否则岂不是得奖者要“后继无人”了？』

   现在两年过去了，不仅发现上面两段话“时过境未迁”，反而觉得更贴切了。这不，两年来世界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现在战争（而且是“恐怖战争”）居然“打”到和平奖得主领导的联合国机构的驻在地（纽约）头上，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和难堪！

   笔者曾在八年前（1993年），分别给美国克林顿总统和联合国盖里秘书长去信（都用挂号寄出，有案可查），就人类社会和国际形势作过阐述：

   『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这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将可以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享受和服务，部分都将超过过去帝王、贵族们才能（甚至都不能）得到的水平。但遗憾的是由于种族、偏见、歧视、浅薄的功利观和极端自私而导致的战争、相互“攻奸”、动乱、暴力和社会素质下降等破坏因素的不断发生并迅速增加。这不仅已大大低消了在物质上已取得的成就，更使那些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未来有荣誉感和责任心的人感到十分忧虑和不安：为什么古代埃及文明、中国的丝绸之路和美州的玛雅文化都相继从地球上消失而只留下让后人作出种种猜测的遗迹，我们没有重蹈覆辙的可能吗？为什么人类唯一独有的、也是最宝贵和值得自豪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说大多只能用在“算计、防备和攻击”自己的同类甚至将“返祖”的行为当成了“前卫或新潮”？难道联合国永远只能处在“一仆事二主”的尴尬、无力的地位，而不能成为全人类利益的“代表、发言人或真正有权威的仲裁者”呢？』（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封信）

   『在亲身体验了这两个世界上最极端的（中、美）社会之后，我觉得终于可以肯定自己逐步形成的一个判断：是“整个人类社会出了毛病！”，任何一种制度现在都只能以别人的失败或自己过去的成功来肯定自己、甚至忘记了对立的社会制度形成的基本原理而“异想天开”地企图拿对方的“优点”来改善自己或救命；个人和眼前的利害误导了“智慧”的运用和蒙蔽了“良知”；人类最值得骄傲并赖以称霸于万物之上的“思维能力”被专制、集权所压抑或在速度、效率的压力下被忽略、放弃了；“自由”庸俗化、“个人”无限膨胀、“社会”的自我调控越来越软弱无能；....。当今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国家能拿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证据来宣称自己就是“楷模”。“世界性的危机”似乎就像夏日的暴风雨、已经在天边看到了一块“乌云”并感到了先吹来的一席“凉风”。人类因过去的成就和不恰当地吹捧使自己成为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现实，到了几乎不能自拔的地步。现在是应该正视自己、检讨已经沿用了几十甚至上千百年的社会、经济理论和道德规范，修改“游戏规则”、重新规划未来的时候了！』（给克林顿总统的第一封信）

   如果说当时这些“肯定”的判断，其“证据”只不过还是从生活经验中沉积下来的感性潜意识，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麽在笔者从2000年新年贺词开始的一系列文字中表达的，就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作出的结论和推理了。

   『所以，在这个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对新产品已经有点“接应不暇”的时代，分出多一点的注意力和精力，去用到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上，实在是世界的当务之急。否则，现在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进一步扩大两者的差距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我们真有一点自尊和自信，就实在应该检讨一下那个把自己当成“高等畜生（动物）”的观点的正确性，更要想想是否应该摒弃靠观察野生动物行为总结出来、并不能正确指导当代人类活动的“社会进化理论”？然后重新来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真谛，扫除所有对前途的疑虑和彷徨。让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居住的地球，在新的高度上，从新回到宇宙平衡和谐的轨道来，在自己特有思想智慧的“灵光”照耀下，以已经具备的物质条件，开始真正享受做“人”的滋味。这是应该、也已经完全做得到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有至少两千年基本有据可查的历史经验或教训，足以从中总结、发现、创造出能更正确认识自己并有效指导社会的观点、理论。而这件事能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可能为二十世纪划下的最圆满的句号，和能带给新的千年和后代们最有价值的一份“厚礼”！』（摘自《2000年新年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