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光耀是一位完全接受西方教育、曾经坚决反共、并对新加坡的独立和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 之一的发展过程起到过举足轻重作用的著名政治领袖，至今影响力不减。以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已经被公认的治国成就，为什麽居然反对照搬西方“议会民主”、认为“永远行不通”？这是任何一个今天还在鼓吹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的人，必须作出解释而不能回避的问题，否则有类似“推销含有毒性《瘦肉精》成分的猪肉”之嫌（有意或无意）。因为虽然我们不必迷信、盲从任何领袖或名人的话，但是同时更要避免上童话中形容的那些“骗子裁缝”的当，而这种“当”，中国人实在是上得太多了！仔细想来，就是因为没有按照那个博大精深早已文化中“兼听则明”的提示、去进行“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考虑。上千年来吃了无数同样的“堑”，再不长这一“智”，岂不是活该倒霉了？

   其次，李光耀把对方建议不可行的原因，归咎于“是根据理论提出建议”，而自己则是“以实际生活的经验行事”。从事实出发，笔者不能挑战这种结论，因为完全符合从上年前赵恬的“纸上谈兵”教训开始，到两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开的经济投资公司破产，再到九一一事件，简直可以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所有社会理论的“破产失败史”。而另一方面，没有读过多少马列书的毛泽东（看看他书房里有那麽多“线装书”就知道了），却成功地打出“马列主义”招牌，创造了那里的又一段历史的辉煌；相反，李光耀受到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也成功地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却又反过来反对在自己的国家全盘推行被说成是最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们俩人都以自己成功的实践，为这些社会理论的局限甚至错误，提供了实证。九一一事件以後的世界现实，更彻底暴露了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落後和无能。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从事实反推出来的结论的“正确性”的本身，是荒唐和悲哀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人类在物质文明建设发展中取得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成功互动经验，甚至造成现在有人以为社会理论和实践是可以各行其事的观点，看不出这种违背科学的认识和现实，正是制造社会问题和种种不幸的根源。

   由于没有可以正确指导实践的理论，所以领导者（集团）只能凭自己生活实践经验来办事（诚如李光耀所说），但是经验是只能靠生活的体验得到，是需要用时间来积累的，而且因每一个人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对每一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和结论在不同的人之间，往往总是不同的。这为独裁的人治和专制极权提供了客观的需要和条件，因为根本没有公认可以判断正确与否的理论根据。也是为什麽中国历史上，一旦碰到“好的”皇帝或独裁者，国家也照样可以有一段繁荣强盛时期的道理。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麽：即使优秀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人物，年轻时，也会发出要把中国分成几十块（鼓吹各省独立）、这种被後来的他自己和大多数中国人传统认为“大逆不道”的鼓吹；反之，从事自然科学的年轻人，只要付出类似的努力，大多能立竿见影地学有所成的道理；因为自然科学的实践和探索，是建立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正确（只有个别例外）的理论基础上的，只要真正掌握了这些理论，再付出自己的努力，除了一些特别重大的发明、发现和成果还需要特别的天资和机遇外，大多数起码做到对社会有正面贡献和或回馈是不成问题的。而投身社会政治实践的年轻人却恰恰相反，不仅年龄往往和产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社会效果成“正比”，而且几乎总是要发生“今天的自己否定昨天的自己”的尴尬（比如後来主张镇压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当初恰恰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或积极分子）。就是因为年轻人最缺乏的，是只能靠实践积累的生活经验，只知道仿效自然科学实践方式，靠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来作为自己行动根据，可惜这些社会理论都是错误（起码是片面）的，结果可想而知。等到年纪大了，积累了相当生活经验和阅历之後，要是不觉得“今是而昨非”，才是咄咄怪事了。

   这样的观点，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有关西方的历史，希望将来有机会跟西方社会学者们讨论），也可以用来评估、推测当前（如在李光耀先生观点和“圆桌”人士建议之间作选择）或未来。不信可以自己去试试，以後再用发生的事实来检验、核对一下就知道了。

   社会学者们，你们拿得出推翻笔者上述观点的理由、更好地解释李光耀先生的“生活经验”跟“社会理论”之间的矛盾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