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著名人士王若望先生，不久前因病在美国去世。连日来，一些中文媒体和网路上，出现了一片对他的赞扬之声，而最後为他举行的“告别追悼会”，出席的中外人士高达数百人之多，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如此吹吹打打（“吹捧”的吹，“打架”的打），真算得上享受到哀荣备至的风光、足堪告慰乃翁了！    笔者和王若望先生并不相识，甚至连“一面之缘”都失之交臂（因为多年前曾经听室友说过，想跟王先生见面“拍照留念”是不难的，只要…）。但是在90年代初期，他的确是一位只要看多几张中文报纸，就想不知道都不行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笔者这样准备探讨社会和人文的人，更是想以他为 “兼听（则明）”“有比较（才有鉴别）”的机会和条件。所以当看到他那时公开大肆宣扬、吹捧 “台湾民主”、攻击大陆到了连“计划生育”都要全盘否定（公开要求大陆取消“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地步时，就忍不住想利用总是自誉“客观、公正、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来和王先生求教、商榷。可惜就同一个主题（中国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的另一种观点，居然不能在同一份报纸的读者面前，获得“平等”的对待而被拒登。这时反而可怜起王先生的“贫困（当然不是指悼词中说的物质金钱方面）”来了，因为他不知道他欢呼赞美的“言论自由”，也是用另外一部分人的“言论不自由” 换来的，和他当初在国内当大编辑时的行为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文字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而已。而到了网路时代来临，思想交流有了更好一点的条件时，王先生好象已经很少公开发表值得重视的高论，反而更多出现的是揭露他在民运组织活动中，并不令人羡慕的遭遇和尴尬。

   笔者本来觉得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去在这样的人物身後，不能为自己辩护、解释的“缺席”条件下，加以说三道四，以免有失“厚道”。只是因为看到他临去世前後这段短暂时间内社会的相关动作表现，除了对他本人的风骨、品德、生活作风等方面表示钦佩、崇敬，大大增加了对他个人操守的印象分外，其它都很不以为然，又产生了对中国社会传统的联想。

   当初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他因怀才不遇只好周游列国，最後虽然当过一个小国的大官，针对当时社会 “礼崩乐坏”的现状，写下了“春秋”“礼记”等许多传世之作。可惜这些东西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直处在和其它许多不同观点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起落中，既没有进一步发扬长处也没有能不断克服短处，只能和其它诸子百家一起成为摆在架子上的“十八般兵器” —任由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挑选。或象那些後宫寂寞的“嫔妃”，要千方百计地去争取皇帝的注意，以便晚上翻那“临幸”自己的牌子。结果到了数百年後，才被统治者赏识推崇，成为中国学术之一大家，孔子本人也获“封圣”让其後人开始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十分精炼，甚至可以达到“多一字累赘、少一字不行”的地步，再加上时代相隔太远，许多字的用法和解释也不尽相同，所以除非原著者亲自加以说明肯定，否则是无法确定其真正想表达的原意的（如那个“父子互隐为直”之类、有犯“包庇罪”嫌疑的说法），就象5+5、6+4、 1+9、甚至100-90的结果都等于10，所以光知道结果是10，并不能肯定原来的题目就是5+5或100-90、还是其它什麽一样。因此给後来的机会主义者，可以根据当时自己政治的需要任意解释、篡改孔子的原意的条件，也是可以永远有打不完的“文字官司”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至今都对“克己复礼”没有一致的理解）。结果儒家也和中国的其它许多社会理论一样，由部分精华和糟粕混在一起，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筋”，让国家和民族落到今天居然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反而妄自菲薄地抱着自己的文化“金饭碗”去“讨饭”，到了要受人欺负、奚落的地步，既可悲又可叹！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又出了一个“奇人”—辜鸿铭。据说他学贯中西，并精通多国语言文字，辩才无与伦比。不过真正特殊之处，是和大多数喝过“洋墨水”的中国读书人截然不同，不仅没有因此认为中国文化落後、或鼓吹“西化”，反而利用自己的语言条件和留学背景，在国际上出书著文和演讲，公开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辩护，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博得外国人的心悦诚服的尊敬。只是他因为和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存在“持才傲物”的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有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加上他的许多看法，正好跟当时社会年轻一代文人学者（如胡适之流）代表的主流激进观点对立，结果反而成了众人攻击、封杀的目标，最後在落泊中去世，成了又一位有代表性的“劣币逐良币”典型和 “内斗牺牲品”。当今天在网上看到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辜先生的许多观点和生平轶事时，不禁钦佩他的真知灼见，为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符合东西方知识份子都应该具备的气质所折服，更为他在自己国内的遭受感到愤怒，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他的表现和遭遇，简直好象是另一个类型的“袁崇焕”（当然不是指肉体上的折磨）！他的读书人同行们为什麽不直接去挑战或修正他的观点、以理服人地批评他可能有的错误。这些错误本来也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的，比如他以“茶壶和茶杯”来为男子取妾辩护，就是明显的“诡辩”，而从他考问胡适的问题（有关唐诗），更可以判定他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什麽是中国文化，只不过是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认识论》http://home.computer.net/~pyd/clcb17.html），比较出并体会到那种文化的相对优秀而已。可惜他的“对手”们连这样的层次都达不到，而只知道一味利用“带帽子”“打态度”之类、一直沿用到共产党历次整知识份子时的典型方式。难道後来在大陆和台湾出现的种种“文化恐怖”“精神迫害”，不正是他们後来分别加入国共两党或政府带去的 “流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