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文坛

最近大陆一著名论坛，兴起一阵有关“知识份子”的讨论。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一旦能够取得统一认识，产生的影响是怎麽形容都不过份的。所以虽然明知这种认识“统一”的可能机率，大概不会比中台湾彩票头奖大，还是愿意凑个“热闹”，起码不能让人“小看”了中华文化！以中国上千年的实际国情来看，所谓的“知识份子”就是指那里的读书人，这种观点只要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了，现在姑且不拘泥于在这个问题上计较，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确是知识份子的主流。这部分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极小，但是影响却很大。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人类社会无论处于战争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离不开知识的运用，而知识又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只能靠後天的学习和实践积累。所以历代中国王朝，不论皇帝什麽出身，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就懂得物色优秀的知识份子人才来当谋士甚至军师，一旦开国以後，更要“开科取士”，吸收大量知识份子参与国家治理。可以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就，一定都可以找得到有杰出知识份子的影响（或者皇帝本人就是）。反之，也一定会发现有知识份子出“馊主意”的痕迹，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正因为知识在国家、社会、民族的发展进程中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所以中国那里总是把“知识份子”比作国之“栋梁”或民族的“脊梁骨”，这也是很确切的。可惜的是，在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外，那里大多数知识份子的表现，的确和这种比喻还有相当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说，那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的一切落後或问题，他们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客观一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整体，就象横七竖八放在那里、谁都以为自己是“栋梁”的木头，或一根根已经和躯体分开放在案板上自身难保的“脊梁骨”。给人的印象就只有“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已，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就是历史为他们作出的总结，只要他们本身的状况不改变，这个结论也就一直有效。这也是“四五”和“六四”两次先後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事件，结果完全不同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可以、也应该成为民族的“栋梁”或“脊梁骨”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当那里的知识份子的整体、而不是个别伟人、领袖、英雄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或“脊梁骨”时，那个民族才开始真正有了希望！但是现在恐怕还不行，因为他们至今还在为“知识份子”的定义争论不休，也还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而这本来都已经是可以找到的了。

中国人现在不是口口声声要向西方先进学习，要把他们的“好东西”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吗？那麽西方字典上，对知识份子的定义：『知识份子应具有一定的良知。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现存价值具有批判精神。』可以说是很精炼准确，其境界足以成为“栋梁”或“脊梁骨”了。为什麽不可以直接搬过来，然後在人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或者在这样“有比较才有鉴别”的条件下再提出更好的解释呢？而现在这样的讨论，结果大概又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文字官司”，充其量增加几颗可以被人吹捧却粘不到一起的“舍利（沙）子”而已。

那麽知识份子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其实，客观地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不难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那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和社会行为，主要取决于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习惯势力，而不是由什麽政治制度或个别领导人来决定（否则唯物主义者自己怎麽能接受“万岁”口号呢），後者只能产生暂时或部分的影响。用这样的观点可以去解释那里近代史上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从专制极权、贪污腐败直到封建迷信等所有不断重复又无法克服的社会现象，而不会有什麽困难。当然也就可以大胆推论，只要不从这个方面著手，就根本没有改变的希望！而这种改变，只能靠知识份子在统一自己的认识前提下，去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可以认为，习惯势力、政权和知识份子之间存在着一种“一物降一物”的互动和制约的关系，用形象的比喻，就象“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一样。习惯势力决定了政权的实际运作，而不管其实行什麽制度（这难道不正是贪污腐败在中国的任何制度下，都会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吗？）；政权则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控制知识份子的前途（或捧或压）；而只有知识份子才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习惯势力（比如新文化运动让民众舍文言文而接受了白话文，现在除了个别人外，不会再赞成恢复古文了），政府只能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但是，“习惯势力”类似于物理学的“惯性”，“惯性”的大小取决于物体的质量（ｍ），“习惯势力”则跟人口数量以及不同文化本身的特质有关。暂且放下中华文化特质的优劣不谈，只是要指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那个国家社会中的习惯势力是极为强大和顽固的，“顽固”到就算被异族亡国都不能改变、反而把对方“同化”过来的地步。也是为什麽犹太人能在全世界其它任何国家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偏偏不能在很少打压他们的中国社会坚持下来的原因。可惜任何“习惯势力”，总是其中好东西少坏东西多，而且前者越来越少、後者越来越多，所以历史悠久的中国，几千年下来後，被垢病的表现当然也多了。

困难的是，知识份子也不是超然于社会之外，他们大多数本身或多或少地也要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甚至成为组成的一部分而“积重难返”了。这就产生精神上“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同样问题，往往就进行不下去，最後只能靠知识份子以外的人为主，以肉体“革命”的方式来“改朝换代”，却继承、保留了所有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也是毛泽东犯的重大错误，因为他同样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想以自己的领袖权威和魅力、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结果以彻底失败告终。非但没有达到他想要群众自发抵制某些错误倾向（本身未必不正确），反而让一些曾经被抑制甚至暂时消失的糟粕（如黑、黄、赌、毒）“卷土重来”“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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