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从那里来的？宗教界认为人是上帝造出来的，而科学界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其答案反而更加模糊。因为只要按现在被逐渐掌握的基因知识，就不难发现，想象上帝（或“外星人”）如何通过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造人”，实在比想象世界上的所有生物，如何都由同种单细胞“进化”而来，反而要容易、也似乎更合理得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不少有造诣的科学家，到头来反而成为“有神论者”的一个原因吧。人类已经可以在试管中造牛造羊，却无法让最简单的“三叶虫”表现出一点看得到的“进化”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出下面的推测：上帝可能就是那个想象得出、却永远够不着的“无穷小”？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神学”和“科学”将在哲学的层次上得到统一，至少可以相对圆满地解释诸如“宇宙始于一点（大爆炸理论）”、“生命起源”和“上帝万能”、“上帝无所不在”之类的问题。

   不过，有一个层次低一点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可以、并应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从现有的“神学”还是从“科学”出发，“人”都应该被定位在一个单独而特殊的位置上。

   宗教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却并没有赋予所制造出的任何其他生物类似的“殊荣”。又将宇宙分成天堂、人间和地狱，他亲自主掌天堂和地狱，却不直接过问人间，只是立下“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的“奖惩条例”，其“另眼相待”的用意再也明显不过了。如果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他的安排，不去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方式，勇敢地承担起管好地球的责任。反而“自甘堕落”地一味追求要和其他动物“打成一片”，学它们的样、按它们的“规矩（如‘种内竞争’‘弱肉强食’之类）”行事。岂不是等于既糟蹋了上帝的美意，又亵渎了他的“圣体”？

   而站在“科学”的立场，我们在认识自己时，犯了一个“当局者迷”的特大错误。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由一百多种基本化学元素所组成。甚至也知道它们都是由更简单、种类更少的基本粒子（如质子、电子、中子等或更小的什么粒子）所组成，而且懂得根据它们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来将其分类，并没有因为所有生物体都主要由碳和水组成，就统称其为“碳水化合物”。可惜到了认识自己时，居然看不到人有其他任何生物都没有的、可以设计和控制自己行为、生命及生活前途走向的精神、理智或思维能力，更生活在完全由自己创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里、并对大自然有巨大的影响能力等，各种原则性、根本性的区别。反而仅仅以单纯的生理结构和现象，去把自己归到“动物类”中去，心甘情愿地去执行从“观察研究生活形态和人类完全不同的野生动物行为”总结出来的理论（“丛林法则”）。并将人类靠相互合作、不断积累获得的进步，牵强附会地硬说成是“竞争”的结果，完全无视自己最突出的“特殊性”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宏观来看，再找不出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来了。

   按照这样片面教条的逻辑，如果根据更基础的细胞学或基因理论，知道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由细胞繁殖，靠基因遗传。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将动物和人，都说成是什麽“高级植物”或“超级植物”了！

   其实只要我们能客观冷静地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正在应用的这方面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人类从生物学角度、甚至行为表现上，都有许多和其它动物相似的地方。而且，人没有大象的力量，老虎的凶猛、羚羊的速度、猴子的灵敏或乌龟般的忍耐。所以，从单纯生理学和体能上来看，人并没有特别可以更好地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突出优点。但是，为什么其它动物成千上万年来，永远只能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逆来顺受地为生存而挣扎，没有任何看得出来的改善。而人类却早已脱离为生存而活的境界，能自己创造、享受着越来越丰富多采的物质生活？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因为人有别的生物都没有的创造性思维和理智判断、决策的能力。正是靠这样的能力，人类认识到，虽然个体的力量不足以和自然环境抗衡，但却可以通过分工合作，靠集体力量来做自己个体或其他任何生物作不到的事。从此不断完善，发明了具有可以学习、交流、积累、保存、叠加每个个体经验和知识的语言文字；学会能够制造和使用其威力和效率大大超过自己体能的工具；以及形成有个体明确分工，但相互必须依赖，并几乎隔离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开始了自己生命意义上的真正飞跃。事实上，人类至少从有历史记载起，就只有“侵略、压迫、随心所欲”地对待其他物种，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竞争”（除非好意思厚着脸皮把狩猎、或屠宰场的行为，都说成是“种间竞争”）的存在。而人类本身所取得的进步，更明显地是相互合作的结果，即使在提倡、鼓吹“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切活动，也首先是要建立在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和完成的。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应该主动脱光衣服，只身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去生活。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提供的（包括头脑中的绝大部分知识），除非他自己能在野兽那样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下，照样做出一台电脑或发射一艘“宇宙飞船”，才能证明自己个体的确强大和优秀。否则任何了不起的个人，对社会而言，充其量也只是泰森（美国有名的拳击冠军）的“拳头”或刘易斯（世界短跑记录的创造者）的“腿”－只有在整个身体的支持、协调下，才能有出色的表现。要是单独卸下来，连做“红烧蹄膀”“火腿”吃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将社会比喻为一个放大了的“人体”，应该是十分确切的。个人就好象“细胞”，文化是“遗传基因”。许多“细胞”组成不同功能的“器官（专业）”，政府就是“大脑”。在这样的结构下，每一个相同的细胞（个人），被有意识、有目的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合成、叠加的结果，取得了任何靠个人或其他生物做不到的成果，这才是社会惟一和本质的“外在特征”。我们可能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注意只是过分，不是完全），而忽略了文明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必然性。我想爱因斯坦（如果活着的话）和微软的盖次本人应该不会（也不能）否认下面的论点：是时势造“英雄”、“英雄”应时代的需要而生，不是“英雄”造时势。“相对论”不可能早于“经典力学”来提出，要是爱因斯坦先于牛顿出生，说不定他就是第一个提出“经典力学”的人，要由牛顿或另外一位天才来戴上“发现相对论”的桂冠了；而即使没有盖次，今天的电脑，也肯定不会还停留在“使用打孔纸带由光电输入”的状态的。科学史上，有很多发明、发现，往往会分别在不同地点为不同的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获得，就是一个“证明”。毛泽东要是早生两千年，一定只能当一个“始皇帝”，绝对写不出“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文章；而那位“秦始皇”，如果赖到一百年前才肯“投胎”，中国人也只需要把那首“东方红”的歌词改成“中国出了个秦泽东”就行了！

   不过，社会和人体又并不完全相同。人体的细胞，相互间有着生物学的实质和有机的联系，客观上不能分开独立生存。而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在社会中相互间也没有血管、神经、肌肉之类的有形牵制。那他们是如何能够聚集在一起，像人体一样地发挥作用的呢？可以认为，由于高度的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得以让所有人享受到靠个人力量绝对得不到的物质文明。而高度分工，又使得每一个人都实际已经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必须依赖于社会集体，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凝聚力。但是，主观上，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有“自私、贪婪、好色，母爱”等“天性”。这些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能够起到保护生存、有利竞争的“天性”，对非自然环境的人类社会，其作用却大部分转为负面，如：自私会阻碍科学的分工；贪婪影响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并造成资源的浪费；好色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非理性的母爱干扰社会对下一代的整体规划；……。看一看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或趋势，无不都可以从中找出根源来。而且“天性”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不可能籍由上述的“外部凝聚力”来解决，就像“红药水”或“碘酒”可以避免皮肤感染，却不能防治“心肌炎”“胃溃疡”一样。那么，人类应该如何抑制（不可能消灭）“天性”的负面影响呢？

   中国有句成语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圆规，“矩”是直尺。字面意思是：没有圆规和直尺，就作不出真正“圆”或“方”的形状来。其深层的含义，则是总结一个普遍的规律，说明任何的事物的形成，都是受某种特定“规矩”的规范或约束来运动的结果。“圆”是“点”以固定半径围绕圆心运动的轨迹；“方”是“点”在圆周上四个等分点之间作直线运动的轨迹；完全相同的中子、质子和电子，只是因数量或电子运行轨道的区别，而组成特性截然不同的化学元素；而仅仅一百多种化学元素，以不同的形成条件或组合排列，就产生了世界上的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的区别，其实就在于“规矩”的不同。从这样的认识来看，“天性”就是自然生态环境中一切生物的“规矩”，这样的“规矩”当然不能适用于非自然生态环境的人类社会，上面提到的这种负面影响。就是“规矩”不对的结果。那么，什么才是人类社会与之对应的“规矩”呢？

   其实，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早已为我们总结出完整的答案了，那就是“（尽）忠、孝，（讲）仁、爱”和“（懂）礼、（有）义、（守）廉、（知）耻”。前者用于规范个人对社会（另文探讨），后者用于个人对自己。只是因为那种文化过分抽象，被其後人不求甚解地引向错误的极端，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果，结果反而被一部分自己人和因语言文字隔阂的外国人，当做“落后”的原因，加以批判或嘲笑，就像他们当初不信任、看不起中医、针灸和天然草药一样。爱因斯坦曾经写道：“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指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现在看来，後面的惊奇也是多余的。近代有一门新兴的科学理论，谓之“模糊理论”，以一种看似“含糊”的方法，来解决不能简单加以“数学模型化”的复杂、多变数问题时，反而可以比用一般精密科学理论更容易得到较准确的答案。而社会问题不正是最复杂而又多变数的问题吗？可惜这种“模糊理论”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否则，人们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早就在按照这种理论的原理，来认识自己，和为自己在精神上立出必要的“规矩”了。中国人总是被认为保守、不懂“科学”，只知道拿点“树叶（茶叶）”来泡水，既苦又涩地一喝就喝了上千年。而聪明的美国人发明了好味道的“可乐”，马上使其风靡了全世界，为自己国家赚回了大批用以致富的美元。可惜他们自己研究的结果表明，茶叶真有保健甚至防癌功能，而可乐却对现代人最重视的健康“有害无益”！更不要说“算盘”和“珠算”，在计算机时代照样突显出来的“神奇”和“功效”。要是真想认真清算一下历史的话，中华文化至少到现在为止，物质上也曾有过火药、指南针之类的重大发明，但好象还从来没有主动去发明过诸如鸦片、原子弹之类给人类自己增加极大麻烦的东西；精神上更产生过至今光芒不减的思想和军事观点，却又并未提出过公开鼓励人类之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之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和真正的“普遍人权”的理论。这绝对不是“偶然”，而肯定有其内在的“科学必然性”，只是这种“科学”性的层次，不是处在达尔文那样的认识水平上所能理解的。在知道谴责“宗教裁判所”成员，要以自己的无知作标准，去裁定布鲁诺、伽里略的科学理论为“邪恶”的今天，我们怎么还好意思笑话古老的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呢？现在让我们以当代社会的实践和名词，来探讨一下那些做人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