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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不团结、内斗是有名的，即“一盘散沙”是也。作为同文同种的国家内部而言，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的确少见，以至于“少见多怪”地被人当成文化“落後”！ 本来这也并不奇怪，“先进”和“落後”是相对名词，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性质相同或类似的事物，相比较後才能得出。而且不仅要比较，还要事先确定一个作为基准的方向，才能最後得出结论。就象两列不同方向开动的火车上的乘客，各自都以为另外一辆在“向後退”，而作为站台上的送客，这两辆火车到底哪个“前进”哪个“後退”？就完全取决于他眼睛朝什麽方向看？把哪个方向当“前方”了？为了避免这种“各说各话”可能产生的混乱後果。中国的铁路部门就有一个硬性规定，把所有往北京方向开的火车称为“上行”，相反方向就算“下行”。这样理论上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无法一致的问题。 文化的概念和这个比喻完全一样。也就是要想得到正确的结论，必须要事先确定一个“进步”的标准，然後才能一起和这个“标准”作比较，得出相对先进还是落後的结论。 那什麽是文化的“标准”方向呢？ 有人以“物质文明”的成就和发达程度作为比较、衡量的标准。可以认为，这是今天被大多数人使用的“标准”，也是西方人和一部分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文化落後”的主要原因。 但是，用新《人类社会学》理论观点来看，这样的“标准”是绝对错误的。说它错误理由也是科学和充分的，因为“物质文明”是没有方向、可以以数学方法叠加的“标量”，但对于人类社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精神文明”，却是一个无法简单叠加、有方向性的“矢量”，而要用一个“标量”作为比较判断“矢量”的标准，其错误就是明显的必然和毋庸置疑的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令人不安的现象和趋势，全部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那麽这个“矢量”的正确标准方向应该如何确定呢？从《人类社会学》观点出发，应该被认为是『以天性在原始丛林中的自然行为表现为原点，向相反的方向延伸的线段』。说得通俗明白点，就是“精神文明”进步的表现，一定是和猴子的表现“对着干”，凡是猴子自然而然发生的行为，人一定不能做（如猴子发情时，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霸王硬上弓”、但是人要是这样做就算犯“强奸罪”），而人能做的事情猴子一定不会做（如不会写“情书”或送钻戒“求婚”，更不会由母猴子帮助站台来“票选”猴王），直到人会制订法律或道德规范来“以理服人”地约束甚至自我约束，而猴王只懂得“以力服猴”。这才是绝对符合逻辑判断中的“特殊性”要求的“精神文明”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比较和衡量“精神文明”，就无需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有学者还要鼓吹用武力来解决所谓的“文明冲突”，其水平似乎至今没有突破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决斗”思维模式。 用这样的标准来探讨今天出现的种种令人困惑不安的社会现象，就知道有些事是是根本不需要再问“为什麽”的，更无需要“先知”的智慧，就可以对未来趋势作出判断的。 同时，用这样的标准来探讨中华文化，它的“先进性”就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它的所有内容，完全可以用“（和猴子）对着干”来“一言以蔽之”的！ 那为什麽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却有一部好象在走下坡的历史，并且其表现往往多有被人垢病之处呢？本文姑且不谈那些的确存在的客观原因，只就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来探讨一下。 其实中国人就从来没有正确地发挥过中华文化的作用。因为从包括孔夫子在内的读书人，可能由于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开始就走上一条和西方“殊途同归”的“以力服人”的错误道路，想借助皇帝和权力的力量，来强行塑造自己的人民，规范他们作为“社会人”、而不是丛林中和动物一样的“自然人”的确应该规范的行为。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至今看不到终期，所产生的後果，却让不能、或不想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外国人和一部分中国人，拿它来当成批评、嘲笑的“替罪羊”。实在是民族、国家的悲哀，更是全人类的不幸和损失，因为他们无意中糟蹋、错过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可以让当前这一轮人类世界彻底改观的机会！ 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本来中华文化是最有条件实现以“以理服人”为特征的高质量（和“以人的数量服人”相比）、高水平的真正（不是形式）“民主”的。可惜中国人却从来没有（可能也根本不知道）正经利用过这种祖传“优势”，反而象发明火药，只知道用来制造产生娱乐效果的烟花爆竹、发明指南针只知道用来替死人看风水等一样，将其作为用来打文字官司，以表现知识和口才，成为读书人特有的的“雕虫小技”。不仅不能融入社会（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就始终有特殊的地位，包括文革在内，只不过文革中的地位被矫枉过正地反了过来而已），反而彻底脱离了社会大众，让优秀文化的作用不能变成真正“民主”的力量，这才是中国之所以长期“积弱不振”的原因，就象再好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了药方或“医嘱”，但是病人不听医生的话，也不吃医生开的药，结果病情加重，却要怪医生“蹩脚”一样。 其实中华文化可以说是最有条件实行真正的“民主”，或者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民主”，是以中华文化所具备的条件为基础“设计”的。这种看似荒唐的结论，恰恰是经得起推敲的，因为只有这种文化才能提供“以理服人”的客观条件。 如果把那些吹捧“民主”概念的形容词和故弄玄虚的术语包装去掉，完全可以解释为『社会是一个由特殊的、称为“人”的高等动物、通过文化加工出来的所有“社会人”共同作主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简单通俗地说，就是『生活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的所有人，是这个社会的共同主人』。 其实这样的概念，只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加以归纳和抽象总结，是人和高等动物的分界区别所在。只有“隐性、显性”和质量高低的差别，而没有“有没有”的问题，认为自己没有“民主”的人，就象看到别人嘴里镶的“金牙”，和自己的脏牙、病牙对比，而以为自己没有牙一样（详见见拙文论“民主”）。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今天几乎所有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找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也是为什麽说中华文化有利于实行真正民主的原因，因为如果接受上面的认识，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任何社会的质量，是取决于那个社会全体主人的平均质量，而不是取决于任何个别人或个别政党、团体。个人或政党团体能够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推波助澜或设法利用社会习惯势力的能量，来制造出某种“共振”的效果而已，就象军队的指挥在队伍过桥时，喊著“一、二、一”命令战士“齐步走”，，结果让桥因产生共振而垮掉的道理是一样的。大陆曾经发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中华文化能够“加工”出比较聪明的“社会人”，因为包括所有垢病他们“落後”的事例，都可以被认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在今天这种“安然案”比比皆是的时代，除非故意装“糊涂”，否则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理论上也没有任何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聪明本来就是一种能力的大小，本身没有好坏，就看用到什麽地方。用到好的方面，可以对社会作出大的贡献，要是用到坏的方面产生的负面效果当然就严重和显著了，试想一下，要是象笔者这样连谎报零用钱都会被老婆识破的蠢货，还能去造假帐从别人口袋里骗出上亿甚至几十亿美元来吗？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华文化根本不是什麽落後不落後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运用的问题。 有人把西方科学技术发达归功于他们文字表达准确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反驳文字已经不少，这里不打算涉及，但是要强调指出，中国文字起码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是绝对不会“拖後腿”的。或者说只要能够真正去理解某些早就存在的名词概念，并付诸实际运用，就足以让我们受益非浅了，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辩论分类。 中国人早就懂得把辩论根据性质分为“雄辩、诡辩（狡辩）和强辩”等、比用“比较级”“最高级”之类高明得多的不同类型。 “雄辩”是辩论的最高层次，往往表现在一些重大问题的阐述或辩论中，立论依据的理论基础牢固而坚定不变、绝对不会以他人的错误作为自己正确的理由或根据、观点前後一致无懈可击、语气肯定而不闪烁其词，显示出宏大而自信的气势。能够进行“雄辩”的条件，除了一定要以正确的理论为依据、甚至作为追求的信仰外，也需要有广泛而丰富的生活实践经验和知识、以及一定的口才或文字功底。毛泽东一些文章（包括他为当时报刊杂志写的重要社论、评论），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都可以作为“雄辩”的范例。“雄辩”的最後结果，总是会对社会的某些观念，产生明显甚至重大的影响。但是“雄辩”的本身不等于真正正确的客观真理，甚至可以肯定的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雄辩”的内容在观点上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因为作为它们所依据的的现有社会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比如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根据这种理论延伸出来的如“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述，就是如此，而之所以现在还有人用事实来证明它的有效，就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正在按错误的社会理论在运行、按数学规律产生出的“负负得正”结果而已，社会效果整体而言是“零和游戏”。 “诡辩”可以理解为一种专门的“技巧”这是打“文字官司”中最常采用的手段，其行业性质有点像“律师”。”。他们往往也有相当的口才和文字功底，有逻辑学基础，也有较丰富的生活、实践经历以及广泛的知识。但是他们和“律师”一样，没有固定信仰的理论和价值观判断标准，甚至可以为其实际所反对的东西作辩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曾经在一段期间流行的所谓“辩论大赛”；某些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考量，而对特定理论的吹捧；以及网路论坛上为辩论而辩论的“抬扛文字”等。 “强辩”则可以和“欺行霸市”的流氓无赖行为相提并论。“强辩”不需要任何真正象样的理论支持，或者说其唯一的理论根据，就是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延伸出来的“强权就是真理”的观念。所以“强辩”者本身并不需要具备任何学识或能力条件，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背後一定要有某种权力的支持为靠山。其典型代表，就是文革中的那些大小“写作班子”的文字和那句“谁反对（“X”代表可以替换）就打倒谁”的传统经典口号。虽然“强辩”者的理由中，未必没有正确的东西，就象流氓无赖偶尔也会有“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之类“歪打正著”的好表现一样。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是独裁、专制、极权的根源，只要这种方式存在，就永远不要指望会有真正高质量的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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