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文集：西方知识份子会用书，却没有正确的书可用

在探讨中华文化的相关问题时，笔者提出了一个“中国读书人会读书，却不会用”的论点，认为之所以绝对优秀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非但不能起到推动自己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反而产生维持落後、阻挠进步的效果，更让这种文化背上“落後”的黑锅的原因：就是“不会用”。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这种文化提供的启示来正确认识人类自己和社会；也不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因为这种文化加工後获得的全面而强大的绝对值（不考虑是非和好坏的）能力，制造出比用其它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要来得更大、更多、更严重的负面社会效果。最後，不但使得中华民族“因福得祸”，也让那个的确优秀的中华文化，反而长期蒙受“落後”的不白之冤。

非但如此，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损失，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损失。因为当後来另外一种从西方崛起、极富有进取精神和思维活力的欧洲文化，在它最需要吸收养份的启蒙、成长时代，却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不能直接从早就已经存在、并实践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华文化的书籍中理解消化。而中国读书人因为自己不会用，又在错误认识层次上“乱用”（如把“孝”的概念，矫枉过正地延伸到“二十四孝”“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结果，养成中国人不善独立思考、喜欢一窝蜂地盲从的习惯。最後导致“少数人点火，大家一起拾柴浇油”的恶性循环（如毛泽东发起的、原意动机未必一定错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反而使本来就对这种文化不甚了了，只会看热闹、却看不出门道来的外国人，从“只知其然”的层次上，留下一个必然和其真实内涵正好相反的、“落後”的印象。最後找错“老师”，跟著达尔文拿猴子当“榜样”，以它们在动物世界中采用的“（丛林）法则”当成自己行为的指南。以人的能力，却是动物般的思维，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社会，终于使这个世界，在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指导影响下，走上一条发展的歧路，造成今天这样“发展越快，难以解决或无法克服的问题，就越多、越大、越危险、越严重”的现实。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正在沿著一条被用“物质文明”垫高、加宽了的“道路”走回丛林？！

这里面没有任何耸人听闻、故弄玄虚，或煽动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成分。因为它没有任何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的参与，是建立在对大量实践结果的收集、分析、对比、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新“人类社会学”的认识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得出的。所以绝对经得起任何科学的检验或推敲。而这种理论的特点，也就是和现有社会理论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它可以解释任何现有社会理论不能或不敢解释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不能自圆其说、必须回避的软肋或死穴。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是当前唯一可以在“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探讨今天的社会问题的。本文探讨的题目，就是大胆却有把握的尝试。也是《中国读书人会读书，却不会用》一文的姐妹篇，因为把今天人类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的责任都推给中国读书人，是既不客观、又不公平、他们也更承担不起的，这是另一种更拙劣、露骨、低水平的“文过饰非”。

如果把中国後来发生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中国读书人的“不会用中国书”，那麽对研究社会科学的西方知识份子最恰如其分、门当户对的评语，就是他们“会读书也会用书，却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之书可用”。人类的文明社会之“轴”，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相当、方向相反的“力偶”作用下，被不断扭曲，快要折断了！

这也是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真正原因。笔者已经在《“精神战争”是人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一文中提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物质，相对比较简单。而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所具有的那种一一对应的特点和语法，特别适合于用于“活人对死物”的场合，反而显得表达“准确无误”。一旦被会读书也会用的西方知识份子掌握，当然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并呈现几何级数般的增长进步，最後达到今天这种日新月异、应接不暇、甚至到了要担心产生“物极必反”後果的程度。这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不必大惊小怪地以为他们是什麽优于自己的“超人”。而且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一旦由中华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跟肤色、民族无关）来做，其效果绝对会更“多、快、好、省”的（相关阐述，请参阅拙文《非不能，是不为也—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後”》。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文化作出的一个“歪打正著”的实践正面贡献）。

而另外一个客观事实，正好为上面的结论，可能在逻辑理论上的“证据不充分”质疑，提供了有力的补充。那就是物质文明的确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至今没有一个象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的那样“过得硬”的社会科学理论，以至于在人类已经可以登月，并进入外太空直接一探究竟的时代。不仅不能对自己社会所发生的每一个现象，象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表现的那样，有理有据地说出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ABCD来，反而只能装聋作哑地百般回避，还要靠“指鹿为马”或“白马非马”之类，古代中国政客们就玩过的权术老套来辩护，发生许多让我们不能不跟过去那个已经被我们说成是“落後”年代作联想的现象（笔者注：特别欢迎指教“奉天承运”和“上帝保佑”这古今两句标准“口号话”的区别，谢谢！），更不用说正在毫不隐讳地按“丛林法则”办事的事实，已经彻底宣告今天那些有关社会理论的破产，回归到完全可以套用“毛泽东语录”中的一句话“文明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强权有理”（毛的原文是“革命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样的状态之中，对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文明”亵渎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

但是把这个问题的出现，归咎于今天的西方政治家或领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象中国的领袖或皇帝那样，根据後来那些不会在正确层次上用中国书的读书人、有意专门为要当（或想当）皇帝的人编造的“教材”的教育下，以为自己生来就是异于常人的“龙种”“天子”或下凡的“星宿”，是来“替天行道”的。这些人从小就养成“对也是对，错也是对”的自以为是习惯。最後总是象不会用书的普通读书人一样，在错误的层次上运用功能强大的中华文化，并以自己几乎不受制约的特权，制造出远比普通读书人更为严重的灾难。所以那些皇帝（或领袖），他们自己是和那里的读书人一样。要承担“有（正确的）书不会用”的责任的。

而在西方（尤其是已经取消王位继承制度的国家），无论是领袖自己还是社会，都根本不存在认为他们“不是常人”的概念。他们受的教育，起码在理论上和平民没有区别。所以可以认为，那个社会制度，反而倒是符合中国理论上的所谓“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的，只是缺乏正确判断“贤与能”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上面已经提到，西方的语言文字，适合与研究探讨比较简单的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又培养了西方人会读书也会用书的习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是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

但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除了有生物学或解剖学这种层次上的共性以外，还有自然科学摸不着边的精神层次上、几乎个个不同的个性的“人”。很明显，用研究低层次共性问题的方法，来研究高层次个性的问题，当然是不行的。

但是很不幸，西方人正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冲昏了头，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法炮制出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绝对是认识论层次上的根本性、方向性和原则性的错误，却在美丽的物质文明“模特儿”的掩饰、引诱下，令人类从此走上一条错误、却一时发现不了或不敢说出来（心态和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的描写一样）的歧路。

不过最不幸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知识份子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比中国读书人会用书”的优点，这时反而成了客观上加速社会恶质化的“动力”。因为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根本就没有一本正确的书可用（不然就不可能把自己当成“高等动物”、要按“丛林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在没有参考对比选择的条件下，终于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社会理论，和这种理论确立的判断标准。这时，他们同样会不遗余力地积极付诸实践，将其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而将一个错误的社会理论发挥到极致的结果，难道不正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的写照吗？

我们一直将知识份子说成上社会的良知代表、良心或“栋梁”，这本身是一点没有错的，所以如果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也应该从他们身上检讨和发现问题，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原来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的确就出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中国读书人，有很多正确的社会理论书籍摆在那里，却因为不会用、甚至乱用来打无谓的“文字官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一点也起不到正面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常“会用书”的西方的知识份子，却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书籍可用，结果反而把错误的社会理论加以大肆发挥和付诸实践；我们的社会，就是在这样两股非但不能相互平衡、制约，反而等于产生具有扭曲效果的“力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从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认识到问题发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当然也就寓在其中，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