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文集：《老文评新闻》（四十二）谁才应该下台！

客观地看，在SARS发生的初期，大陆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失误。作为一个管理著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央政府，在面对一个突发事件时，保持一个“处变不惊”的态度，从稳定民心、避免“自乱阵脚”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何况那个政权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把保持“稳定”当成施政要抓的首要重点，这也是那里从上到下，虽然目的不同、却是诉求一致的“共识”，是绝对代表了“民意”的。所以开始时对疫情消息的报导加以控制或限制，应该是任何负责任的大国政府正常而合理的行为，完全可以从其它国家找到类似的情况的，反之，到应该被认为是不成熟、不负责任的表现了。可以认为，除非最後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类似“九一一事件”的人为阴谋或疏失，政府有值得追究或检讨的必要外，否则，只能将其看成是一种事先无法预知预防的“天灾”（虽然这种“天灾”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又有着“人祸”的因素）。因为现在已经知道，这是一种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传染病，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也不会有处理的经验，任何先进发达的国家也还没有找到有效防治办法。所以一味地指责当地政府和官员，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也是不公平的，有“迁怒”和“诿过”之嫌，除了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人士故意炒作之外，也是中外“大众皇帝”们，总是喜怒无常、喜欢当“事後诸葛亮”以示“皇上圣明”的皇帝特征表现之一。

但是，真正应该加以批评的，反而是当SARS开始向国内和国际国际蔓延，引起国际的恐慌和影响，形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时，那里的政府表现出来的惊惶失措的被动、进退失据的行为了。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决定张、孟二人的下台。

在中国宪法里明确地写著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而党章里又明确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党纪中更有“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所以除非牵涉到刑事犯罪或个人具体直接的渎职，否则只能认为他们不过是代人（或党）受过的“替罪羊”罢了。

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政府如果真要实行“责任制”，有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就是“权力”和“责任”（当然还有某种经济“利益”）一定要保持对等、一致，而上面提到的宪法和党章，理论上已经否定了实行“责任制”的可能。那麽，我们怎麽能够想象，区区一个卫生部长或北京市长，在中央“两会”期间，就会或胆敢自行作出需要自己负责的决定呢？那才是即“违法”又“违纪”的了。

不过，作为平息“大众皇帝”的怒气，这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权宜之计”，只要SARS疫情逐步好转消退，政府也就算“躲过一劫”。但是万一继续进一步恶化，那政府就要承受加倍的冲击，社会也要承担更为惨重的代价。反之，要是让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积有一点经验和能力的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来“戴罪立功”，效果一定会更好的。如果才上台的他们，真是没有能力的“饭桶”，那决定他们职务的上级，才最应该受到“择人不当”的处分了。

其实中国政府中真正应该下台的，是那里的宣传部长。因为本来在媒体和网路资讯高度发展、对民众行为和精神思维模式有举足轻重影响，而国际社会却反而因此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新问题和危机的今天，这正是绝对优秀而功能强大的中华文化，为自己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的契机。因为只要稍微发挥一点那种文化形成的联想能力，就很容易发现，今天的世界，可能正在沿著中国人曾经走过的老路“进步”。不仅一样要发生中国人早就发生过的贪污、舞弊、做假帐之类的“落後”现象，连打起仗来也得要尊守“孙子兵法”中早已阐述过的原则，更不要说用“战国时代”出现的什麽“合纵”“连横”之类的策略老套，就可以毫不困难地认识和解释今天联合国的种种现象了。这到不是象有些人吹嘘的那样，以为是自己的祖宗真有什麽优秀过人的基因，完全是因为用那种文化总结出来的，绝对是能够正确代表客观发展必然的的规律，就象“走迷宫”游戏的出口一样，无论怎麽转，最後都是要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而大多数人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因为这条“老路”已经被用现代“物质文明”成就大大地垫高了。以至于我们走在上面看不到过去的景色，又在形形色色社会理论“导游”连懵带骗的吹嘘下，以为真是在走另一条朝向光明的“天堂之路”！

可惜作为分管文字语言这两个主要文化工具的历届宣传部部长，非但不能象他们的共产党前辈一样，凭借这种文化的绝对优势主动出击，让真正应该“神气”的精神文明，象当年周恩来的外交和毛泽东军事才能那样，在世界上露一把“脸”，争回理应得到的尊重，并从理论上重树民众对靠自己文化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信心，反而缩手缩脚地表现出“色厉内荏”的自卑心态，让自己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只知道一味利用手中在网路时代，已经少得可怜的权力和能耐，靠老掉牙的独裁专制概念，结合中国人在技术上永远不缺乏的小聪明—网路过滤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封锁和限制一切跟自己观念不合的言论和文字（笔者自身的实践和遭遇，就是证明，下同），还乐此不疲地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这样的後果，完全是等于让自己的民众，生活在人工制造的封闭环境里，一点对外界的自然抵抗力都没有。让那里的读书人，只知道“螺丝壳里做道场—小打小闹”，除了练就一副夸夸其谈地打文字官司的本事外，真打起“精神战争”来，除了挂“免战牌”外，就只能向“水浒传”里面的王伦学习了（笔者对这样的评论负责，欢迎追究）。

必须指出，那里的网路和新闻言论的自由度，可能因为抵挡不住这次SARS的冲击後正在有意意形成的国际压力，而有进一步的放宽。但是以新“人类社会学” 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这对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一个掌握了绝对值功能强大的文化，又人口众多的民族而言，“放任自流”的严重後果，是怎麽形容都不过分的！

也许有人也会指责笔者同样在夸夸其谈地“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就请看笔者三年前已经公开发表、却敢说绝对没有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老文《我为什麽要给中国领导人写公开信》，并欢迎切磋、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