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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美国问题和今日的中国问题(并非学术之二)
1892年的一个早晨,纽约。两位年轻记者,《晚邮报》斯蒂菲斯和另一个报社的记者马克斯,大步走进纽约警察总监贝尔纳斯的办公室。其实马克斯甚至连记者也不是,他还只是为一位记者搜集素材的记者助理,在咱们中国把他叫假记者。但他们无需介绍信,无需接待安排或提前预约,只是在上班时间,就径直大步走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室,而这还不是关键。
“你昨天不是下令关闭了街上所有的酒吧吗?”斯蒂菲斯发问。
“怎么啦?”警察总监明知故问,但面带怒色。
“他们在照常营业。”记者用讥讽的语调回答。
接下来,贝尔纳斯一声咆哮,叫来所有巡警,训斥一番,下令他们再去查封。当他愤怒地反问“难道我昨天没有下令吗?!”时,巡警们有的难堪,有的偷偷发笑。这时,两位记者哈哈大笑着离开,去写今天的报道了。其实此前他们已经掌握了警察与违法经营者互相勾结的事实。
这是当时的一幕。
这一幕在100多年后的中国,也经常上演着,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慷慨激昂的严打动员,另一边是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一边是一次又一次的“扫黄打非”,另一边是发廊林立、生意兴隆;一边是一张又一张“综合治理责任状”的签字,另一边是毒不禁、赌难绝。
100年前的美国,面临着和今日中国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贪污成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假货泛滥,街头到处是妓女、失业者和罢工工人及纠察队,在警察局里,你随时会见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罢工者或盗窃犯。人们不禁好奇:美国后来又是怎样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
也许细心的人已经看出,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和今日中国并非“完全”一致,首先记者在中国不可能大步流星直闯警察总监的办公室,更不能采访完就去写稿发稿。就是在列举美国问题的那一段,也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今日中国的问题比美国的“少”,比如在今日中国的街头见不到罢工工人及纠察队员,当然,在警察局里你也见不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罢工者”。
回望美国的这一段历史,人们把这一切的改变,总是首先归功于100年前的那场“扒粪运动”。所谓“扒粪”,是罗斯福总统对当时舆论监督的怒斥,后来这场席卷全美的舆论监督也就被人们称作“扒粪运动”了,仿佛中国“朦胧诗”的得名来历。
面对相同的问题,100年前的美国和今日的中国,也似乎选择了相同的解决方法——舆论监督,而且中国的办法似乎比美国的更加有力。你瞧,美国总统咒骂舆论监督是扒粪,中国领导人则主动让央视开办焦点访谈,并且亲切关怀、亲临视察、题词鼓励;美国记者到警察局时遇到的是怒视的目光,中国记者到采访单位去监督时,遇到的是热情的接待;美国就那几家报纸孤军奋战四面受敌,中国的媒体“统一导向”、“媒体互动”,各地还联合成立“新闻监督中心”……但为什么美国通过扒粪运动终于催生“老罗斯福新政”,并最终将问题解决,而中国的问题似乎越监督越多呢?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1892年之前的100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1791年,又通过了十条宪法修正案,“国会永远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在这种“资产阶级虚伪的法律”保护之下,美国的报纸只好成为私人的产业,某个老板投资开办一家报纸,目的是为了赚钱,象斯蒂菲斯这样伟大的记者,到报社去也是为了就业,他每周还得用尺子测量他的报道篇幅的长度以领取50或75美元的报酬。换言之,美国的法律把报纸限制或“挤压”得只好成为独立的媒体,没法属于任何人或团体。而咱们中国的报纸,全部是党的喉舌,总编一律由党员担任,记者们在报社任职并非“就业”,而是从事“伟大而光荣的革命工作”。于是美国的报纸老板骂总编:你今年为什么只给我赚了这么少的钱?而编辑又去骂记者:你写的报道为什么只有5封读者来信?而中国报社总编被夸“思想过硬、立场坚定”,而总编们每周都组织记者编辑们“学习政治、保持头脑清醒”,然后再给记者布置采访任务。
两种报纸的两种监督,导致了两种监督结果:在法律挤压下被迫独立监督的报纸,对纽约警察局官商勾结、收取保护费、明禁暗放之丑,记者径直质问,报社无情揭露,警察对报纸恨得牙痒又毫无办法,只好狼狈不堪,包括罗斯福出任总统之后也大骂报纸——但他也仅限于骂而已。此前,在罗斯福出任纽约治安委员会主席后,面对报纸的揭露,他也不得不让那些警察们面临“要么接受审判、要么主动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命运,就连伟大的警察总监贝尔纳斯也不得不灰溜溜的选择退休。而中国的新闻监督则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监督结果:山西某新上任的地委书记把地区报纸的总编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不监督?!以至于引得全国媒体为这位新任书记叫好。据说报纸总编在书记的训斥之下,两股战战,不胜恐慌呢。
最后,我想以这样的故事结尾:1995年春的一天,本人当时为某报记者,在一条船上遇一美籍华人,他问我做何职业,答曰“记者”,他说“好啊!”我答:“但在中国,目前记者的声誉仅好于妓女”。他大惊,问何故。我答:“因为赚的钱还赶不上妓女”。见其困惑,我解释:“你刚才说你去美国已经十五年了,看来你已经不了解中国了。中国没有记者,一个也没有。”
推荐阅读《新闻与揭丑》丛书之二:《斯蒂菲斯自述》,海南出版社2000年出版,展江、万胜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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