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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末日（并非学术之三）)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到了1957年，在鸣放中，章乃器对中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对“以党代政”的现象和对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其实所谓“宗派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排除异己的另一种说法，而“教条主义”也是对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技术性”拒绝。尤其难得的是，在开始反击“右派”之后，他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时，仍坚持希望自己被“说服”而不是“压服”，拒绝作违心的检讨，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直到章伯钧“急转弯”作检讨时，他还公开表示章伯钧的“章”是投降将军章邯的“章”，和自己不是一个“章”。他当然被打成了右派，且不得改正了。
储安平：早年在上海创立并主持《观察》杂志，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阵地。1949年后应中共之邀到北京，并应中共的请求在北京复刊《观察》，更名为《新观察》。1957年后，《新观察》被马列主义完全占领，终于成为重要“喉舌”。1957年，毛发扬“民主”御赐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共同合办一张自己的报纸，这反映了毛当时的自信心态。这张报纸就是《光明日报》。章伯钧任《光明日报》社长，各民主党派指派人员担任社委，而储安平则于1957年4月1日出任该报总编辑。储到职后，取消了中共在该报设立的党委，新闻也不请示中宣部，打算像当年在沪上主持《观察》杂志一样，办一张“新闻自由”的报纸。
储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但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有人问宣传上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中宣部？储干脆回答：“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但储被打成不得平反的右派，则是因为他的长达1200字的“党天下”的书面发言。原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但这篇文章现在已被人们习惯称作〈党天下〉。
储安平写到：“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点都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意思？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些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提出中央政府组成中民主党派的人员少了甚至没有了，已不象联合政府，同时认为，党必须尊重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宽容不同意见与声音。
就是这一篇书面发言，使储安平地位“上升”到和各民主党派党魁相同的位置，被打成右派。几十年后来看这篇文章，他并未反对中共的领导，只是希望中共能给社会其他阶层以更多的活动空间，只是表露一个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仅此，也为“天下”所不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这篇社论后在毛选中改名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天下午，储主动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那时至今，《光明日报》就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再也不曾被“反动分子”掌握了。
王造时：复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6岁在清华读书时，就因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曾因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被当局禁止教书。不做教授后，他改做律师，并从事翻译工作。邹韬奋介绍道：“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主张，不屑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这样一个坚持自己的主见，不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教授，现在为自己的主见付出了代价。毛亲自点名：“你们上海就是王造时一类的右派出来捣乱。”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何时再生？
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因“最讨厌思想改造” 被打成右派，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接受马列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国首次产生的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改造”？1949之后，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幼稚的一相情愿的期许，他们误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政党，有可能给他们提供自由的空间，他们也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误会。
“反右”其实是在执政党的“思想改造”遭到拒绝之后，改造者对被改造者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除。中西文化交流刚刚造就出的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来不及为中国读书人开创一个独立思考的历史先河，提出独立的价值系统，就被连根铲除了，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生态继续保留思想专制的特征，也使社会的平稳变革和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推动力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这才使历史的自然进程在被硬性割裂20多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机会，在中国造就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时至今日也才区区二十年时间，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为中国造就一支达到第一代那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能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力量，是很不现实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社会转型，还必须有赖于一支这样的力量的推动。
推荐阅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者：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印数3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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