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曾在他的退D申请中表白、甚至恳求到：“放过我吧，在你们6000万的总数里，少我一个无关要紧，但我如果继续作为其中一个，却是人生的大耻”。他把他的请求称作“6000万减1”。这件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GCD6000万中的一员。但我与GCD也有一些可以说说的故事，在中国，每个人都无可回避的与GCD有着可以说说的故事。
    之所以想讲我的故事，还与2004年7月1日上午我的一位老同学的电话有关。她是我25年以前的中学同学，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子，她在电话中郑重告知我，今天下午她要去宣誓加入GCD了，我正要说什么，她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有那么多腐败分子，但这个组织的目标还是对的，追求的理想还是美好的，这也就是我拖延多年、在年过40岁时加入GCD的原因。放下电话，我心里涌起无边的悲哀。为什么人们对邪恶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总是这样困难？为什么人类总是被表面的美丽谎言所蒙骗？
    1989年，当我带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凳子上，专案组的组长伸长脖子，困惑的发问时，我面带笑容，但笑而不答。他问的问题是：其他人反D我们还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孩子反D，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虽然用的是感叹句式，但其实还是在期待我的回答。我只是微笑，面对他们，我深深的体会到了智力上的优越，并享受着这种美好的感觉。我知道他是在拿我的家庭背景做文章。我的父母出身贫寒，母亲甚至是逃荒长大的孤儿，父母在1949后不久就加入GCD、参加所谓“革命”，成为他们的“革命干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老D员、老革命了，是所谓红色家庭，没有GCD，就没有我的父母、我的家庭、就更没有我了，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走到反D的道路上去？这就是专案组长要质疑的问题，而我仅仅用无声的微笑回答他。

    其实对我来说，面对这种尖锐的质问或责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23岁时，在某机关工作，业余时间沉湎于阅读与写作。记得是春节期间，我利用假期在自己的房间闭门涂鸦，白天没有人看到我。机关在假期是要安排人值班的，到了晚上，局长来看望值班人员，并拿来简单的酒菜，他们就在办公室里喝起来了。不知谁出门上厕所，看见我房间有灯光，就告诉了局长，热情的局长自然要招呼我一同去喝几杯。我只好去应付一下场面。一位不胜酒力、姓陈的老同事显然喝多了，开始百感交集，他哭着说局长什么都好，就是一次在全县大会上批评他，是误会，因为那个乡镇当时不是他管辖的范围，局长就当场向他道歉。他开始挨个指着下一个，评价他们的是与非，凡被他点评到的人只好点头称是。后来就轮到我头上了，这满头白发的老同事说我什么都好，年轻、好学、能干、热情等等，忽然话锋一转，说我有一件事令他这个老D员十分伤心，那就是有一次我和他分在一个组里下乡，几天同吃同住，期间无话不谈，当他动员我入D时，我说的那些话太令他伤心了！
    当时这个机关有50多人，年龄基本是中老年人，当然他们也全部是D员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属于非D群众，为了发展壮大组织，就几个人分工包干一个，经常性的谈心、说服、动员、教育，想把我们作为新鲜血液吸收进去。这老同事就利用下乡之机，对我进行了诚恳的入D说服动员，而我当时态度坚决的拒绝了他，并且毫不客气的谈了我的看法。不想那几句话竟伤害了他，使他耿耿于怀。
    见他这么伤心，我就准备解释几句。谁知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听到一声震天巨响。
    原来局长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了。他的手拍在桌子上，人高高站起来，双目怒睁。那一掌把酒杯都震得掉到地上了。局长好一阵怒斥：别人可以拒绝入D，但你不能！别人可以说那些难听的话，但你不能！你的父母是老D员、老革命，对D忠心耿耿，别人不了解，至少我是了解的。还记得吗，在文革期间我担任中学校长，曾把你的母亲请去给全校几千名师生做忆苦思甜报告？没有GCD，就没有你的家庭，就没有你这个娃！你不能忘恩负义！你没有权利背叛自己的阶级！你必须深刻的反省……
   这位姓彭的局长曾经担任过法院院长，外号“法官脸”，因为脸上总是杀气腾腾，人见人怕。当时好像是那个部门乱，就派他去那个部门，只要他去了，那个部门就老实了。就在局长慷慨激昂，上演“诸葛骂王朗”的一幕，全场人员被吓得气也不敢喘时，我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了。我猛拍一掌，声音不亚于局长那一声，遗憾的是不曾掉下第二只酒杯。
    “住口！”我在桌子对面站起来，也双目圆睁，咬牙切齿的说：“你有什么权力教训我？入不入D，是我个人的自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提出要求？我心里怎么想，那更是我的自由！你作为D委书记，是你们D内选举的，与我毫无关系，你的权力再大也管辖不到我头上来。今天在这里喝酒，我是尊敬你们比我年长，如果想在这里上D课，恕不奉陪！”
    说完，我抬头挺胸，拂袖而去。留下一屋子半醉半醒、满脸愕然的同事在那里。那个场面后来如何继续、如何收场，我不得而知，也不曾有人主动告诉我。给他们内心造成什么样的想法，后来也永远没有交流过。只是此后直到我调离那个机关，再没人来动员我入D了。那些人还是我的好同事，局长还是一个好局长，几年后我在外地听说他因病去世时，还很怀念了他一阵子。
    刚刚20岁出头的我，血气方刚，少年气盛，凭借自己的勇敢，成功抵制了异己势力的拉拢与胁迫，保持了自己精神的单纯与完整。那时的我，还不可能对GCD从本质上进行系统的思考、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对它作出末日判决。我最后一次面对入D这个问题时，是几年以前，我在一家风雨飘摇的所谓省级国企（国企总是比照行政机关给自己确定一个官员身份级别），我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成熟了。老总谈到了我在公司里的职务，告诉我，上级主管部门认为我不是D员，不能考虑。我十分平静，我告诉老总，我不想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洗刷不掉的污点。老总善意的笑笑，提醒我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学会适应。我也很平静，告诉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平静的继续驾车，我也继续平静的坐在他旁边。他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尊重，我也没有对他金刚怒目。但我的清醒与坚定，与20岁时并无差异。
    我的父母、同事、老师、同学、朋友，他们总是不可避免的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挟裹入那个庞大的政治组织，成为其中一员，这其中除过我的一批同学是按照“理性人”的原则申请加入、并终于获得自己预期的目标，使我也可以从理性出发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外，其他人的加入，实在是一件令人从智力上困惑的事。他们都是不错的人，为人平和，没有野心，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欲望，在政治上也明摆着没有前途，他们加入这个组织，既不可能像他们宣誓时声称的那样做出什么贡献，也不可能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那样给自己带来具体的利益，但他们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加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包括拍案而起的局长，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美丽的谎言面前失去了辨别能力。也许仅仅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弥天大谎，大得使人的目光难以到达谎言的边界？或者仅仅因为撒谎者一本正经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
    谎言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说谎者内心的卑鄙，而在听众的深信不疑；谎言如果离开信众，可能永远就只是一个玩笑；不管多么离奇的谎言，只要无人轻信，都不会造成实质的危害。从这一点来讲，轻信谎言的人比不信谎言、但利用谎言作恶的人更加糟糕，因为后者只是工具性的利用谎言，而前者却发自内心恪守谎言，甚至终生不悔。GCD的目标确实美妙无比，相信在这一点上任何人也不可能提出异议了，真可谓增之一份则长，减之一分则短。但它在接下来的问题上撒谎——说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并以实现这个目标为由对其他人实行专制。许诺给你的天堂幸福还遥遥无期，但剥夺你公民自由的法律却立即生效了；许诺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它却拒不承认，因为一旦承认这是一个骗局，就必须放弃自己专政地位。其欺骗模式和所有江湖骗子的行骗逻辑完全相同，并不难以识别。GCZY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与狂妄了，因为此前关于天堂的许诺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它属于信仰范畴，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而GCZY却是以世俗的方式规定的，你不能选择也不能放弃，甚至不许怀疑。它和宗教中的天堂一样虚幻，但不一样的是它以进入天堂为理由，用暴力剥夺了你此时此刻全部做人的权利，命令你必须服从。
    撒谎也好，做恶也好，这从人性上都不会超越我们经验的范畴；惟有像我的同学那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理由，至今还愿意相信谎言并迷恋谎言的美丽，这确实超越了我智力活动的范围，让我困惑。哈维尔提到的那个在玻璃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的小理发师，其实并不可笑，也不可悲，因为他仅仅是出于安全需要，他内心并不相信那句大话。如果理发师打心眼继续相信那句话，才是真正的悲剧。
    但愿我这些也可以说一说的故事，对迷恋谎言的善良人有所启迪。
   
    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