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资格来谈论点六四。六四发生时我还太小，或者说心理年龄太小，还远不到能够作出点自己判断的时候。更何况那时候，我还呆在一个边远的盆底之中，望着盆顶上的天，研究我的相对论。

   然而六四的小气候还是刮入了四川盆地。我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了，我们那小地方的人也开始活动起来，大学开始罢课，和地方政府谈判，我所在的中学，也有人贴出大字报，上面曰“有种的跟我上街去”，大有点小混混打群架的气势。

   我对政治很麻木，加之父母管得很严，所以我只是上课，准备竞赛等等。偶尔看看地方的有线电视，看看学生痞子般地喊民主口号，实在是可笑。这是实话，在我们那个地方，学生追求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拳头，二是脚头。拳头指打架，脚头指踢球。只不过那段时间，大家用这两种东西的机会很少了。

   后来一个上街同学看我麻木的样子，很不忿，就给了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报道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有演讲，也有来龙去脉，这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六四的新闻。在那篇报道里面，记者用了很多省略符号。

   然而我还是很麻木，一直到军队开枪。当时的小道消息很多，也很乱，但是我更相信电视和报纸上面说的。于是打开电视，看见被烧毁的军车，看见被“暴徒们”烧毁的军车，看见“暴徒们”驾着抢来的装甲车四处横行，看见赤手空拳的解放军从军车里面被拖出来暴打，说实在，我当时恨不得手拿冲锋枪去灭掉暴徒。

   我小时候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电工，另外一个就是当解放军。

   (二)

   后来，北大来了保送通知书，在写自我鉴定的时候，我第一段写完套话之后，专门加上了“在六四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老师很担心，说北大是动乱的发源地，你这么写，怕招生的老师不要你。我说不怕，他们不保送我，我自己也会考上北大，北大需要我这样的人去改良，我不相信，北大会一直被反政府，反解放军的势力所占领。后来又有人劝我，北大军训，上清华好了，我说，一年军训能够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人，只有军人面对那些暴徒时，才能以生命捍卫前辈鲜血换来的新中国。现在回忆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幼稚啊，总以为真理就在自己这一边。

   于是我去了信阳，军训了一年。可能是我爱读哲学著作吧(我在军训时，基本读完了马恩选集，可后来在北大第一次哲学考试只有60分，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军队里面教哲学的张副教授，卞教员经常让我写点文章，如“驳‘前人生病后人吃药’”(也就是指北大的学长闹动乱，小弟弟们被抓来军训)；“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趋同论”。为了把论点写得更深入一点，我参加了哲学小组，成了小组长。参加这个小组的，多是保送北大或者奥赛全国竞赛获奖者，不敢自称精英，但是应该说学术气氛相当得浓。我们没有讨论六四，但是开始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社会问题，用马恩批判资本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可以说，正是这个小组，我开始学习理性地分析问题。

   于是，我越是觉得文章写得深刻，文章被据掉的可能性越大。后来北大领导来军校视察，我们中队准备让我去演讲。教导员一问我的题目，立刻就把我踢一边去了，我的题目是“革命老区教育状况及其对策”(我们拉练走过的地方)。区队长说，不是你这文章不好，是你的题目不好。看社会不能只看阴暗面，得看光明一点。你这个表现，摆在六四就是一个动乱分子。我大惊，说动乱分子的口号不是打倒政府，残害解放军么？他说，他们就是你这样，自以为能够对社会来点指手划足，于是就不满政府的政策，那就不是反政府，搞动乱么？你看你，搞这么一个反动题目出来，错过了一个受嘉奖的机会不是？

   区队长是个标准军人，整天梦想着打仗，他说过，只有打仗，当兵的才可能升到将军。有一次我们聊到镇压六四，他说，可惜他当时被调到中央去参加89阅兵集训去了，他的好多战友在六四时消灭了暴徒，立了战功，现在有的星比他多，有的甚至还比他多条道道，而但是在部队里面最杰出的他，现在才一少尉。

   后来，军训我们的军官应邀来访过一次北大，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当时我已经开始不叠被子了，床头贴满美女画，抽了根烟后，他说，北大真是个大染缸，你堕落点就堕落点，不要搞什么反革命运动，到时候再有什么动乱，“老子照样一枪把你毙了”，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三)

   进了北大之后，我开始考虑入党的事情。军队里面我没有交入党申请书，一个原因是我交了准入，这是由于军队的入党比例高，指导员也明确地告诉了我这一点。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和一个朋友(他也是一定能入党，因为他是奥赛金牌，而且多次标兵，立三等功一次)约定好，到北大去入，大有点白区入党的决心。于是，我进入校团委的社团部，开始团委的工作。北大有句名言，说“北大的垃圾都在校团委，而流氓全在学生会”，可惜当时没有人点拨我，我这这么一头扎进垃圾堆了。

   我当时负责的工作是与“信息员”联络。现在“信息员”这个制度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当时是有班主任在班上暗找一个老实可靠的同学，然后这个人负责收集班上学生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每周交一篇汇报上来，我是联络人，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匿名的。我班上也不例外，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人是谁，结果挖鼹鼠的时候，误伤了好多同志。后来在一次偶然聊天中，鼹鼠才暴露出来。当时我们寝室正在卧谈会，讨论班上的小妞，我下铺的兄弟突然冒了一句，说“天皇要访华，大家怎么看”，我说，少败兴。他说难道你没有点想法么，我说，他女儿一块来么，来的话我去看看。他问，就这么多？我说，你今天怎么啦。他嘀嘀咕咕地说，他妈的，明天这文章如何交呀，看来得自己编点了。我突然省悟过来，大叫到，你TMD原来是信息员啊。后来再一交谈，他才知道我就是信息员的头，大有点哭笑不得的说。

   后来六四的日子来了，团委书记反而让信息员停停工，说让六四残存分子充分暴露一下。看见我不解的样子，团委书记说，学生宿舍里面都装了摄像头(我不清楚是每间宿舍，还是过道上)，这是89届学生毕业时，在墙上写了很多反革命标语，而人走楼空，追查起来就很麻烦，于是中共就想出这个绝招。而三角地更是好几个摄像机24小时从不同角度录像。

   唉，现在三角地没了，不知道这些这些摄像的国安同志现在何处高就。这便是我大一第一学期的表现，一个鼹鼠，心中充满正义感的鼹鼠。

   (四)

   然而真正让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六四，却是在我当了一次不经意“学运”领袖。当然，把那件事情当成一次“学运”简直是贬低了学运这个词，但是，有人认为它是“学运”，那我就暂时用用这个词吧。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大讲堂(北大的录像厅兼电影院)放《猎鹿人》的广告，上面说，英文原版，中文字幕。于是我就去了，当时88级正准备毕业，闲来无事，而我们准备期末考试，所以里面人基本是他们。电影一开始，大家才发觉上当。原来是英文教学片，不仅没有中文字幕，而且连英文也听不见，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干瘪的声音，随着电影的情节一段一段地分析英文。学生当然不干了，开始是“嘘”，后来就是高喊“退票”，可能四川的嗓门比较大吧，所以我就不知不觉成了领喊了，我一喊退票，然后大家接着齐喊。电影放不下去了，于是开了灯，当时还没有校卫队，所以只出来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朝我走来。

   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真是一点不紧张，觉得道理就在我们这边，所以并没有停下来。一个工作人员说，“里面那位同学(指我)，你出来和我们谈谈你们的要求。”我当时就站起来准备出去，左边一个素不相识的学长把我按在座位上，右边一个学长说，“我们的要求就是退票，其它没有什么好谈的”。工作人员看我没有出去，说“别给脸不要脸，跟我出去，我们去保卫部谈”。说完就要进来抓我。听这话，我真的开始害怕起来，立刻想到处分，开除等等。这时，坐在边上的人站起来了，“我操，你丫还敢抓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滚你妈的”，周围的人纷纷叫嚷起来，“滚，再不滚揍死你丫的”等等。

   说实在，当时真是热血沸腾，我于是说，“我可以跟你去保卫部，但是你们必须答应退票！”工作人员走了，隔了一会，广播里面说，大讲堂决定退票云云。于是掌声四起。一个哥们对我说，出去的时候走后面的门，把外衣脱了(我穿的是李宁服，当时只有我们这一届穿，很扎眼)。于是，躲在一堆人的中间，冲出了大讲堂。

   第二天，团委开例会，团委书记就通报了这一起事件，说这是88级学生有预谋的在毕业前发泄不满，一定要注意事情的发展，并且告诉我，让我去通知“信息员”，找出那个穿“李宁”服的幕后黑手。他奶奶的，这不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么。事后得知，那几个工作人员就是校保卫部的，里面有国安的人。

   明明就是学生的一次偶然“退票”事件，汇报到团委书记那里，立刻就变成了一次有预谋的学生运动，而我，一个大一的新生，一个鼹鼠的小头目，居然成了幕后黑手，怎么想也觉得荒谬透顶。

   扩大一点，想到六四，难道不可能是自发运动，难道不可能是由于要求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难道不可能是一种没有阴谋一种纯粹的学生运动么？难道那个被称为幕后黑手的刘小波也象我这样，因为“嗓门”大点就成了一小撮。

   这件事情对我震撼很大，我开始考虑去找老生谈谈，了解另外一个六四，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六四。这次，我不是一个鼹鼠，而是一个探求事实的人。

   (五)

   于是我就开始找那些将要毕业的88级和在读研究生的参加过六四的人聊天。开始总是东一句西一句，切入正题后，大家都严肃起来，有时候说着，大家就开始流泪，或者开始沉默。一般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哥们“哈”一声，然后说，给你讲个笑话，大家在监狱里面编出来的(很多人受审查临时抓起来，然后放掉，而不是判刑那种)。于是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笑话，主要是李鹏的，其次是毛泽东的，现在网上的很多，我在当时就已经听过。讲完笑话，大家哈哈一下。我有时候想，这些无奈的笑话，痛苦成分恐怕多于幽默的成分吧。

   我很想把我听到的，在这里重复一遍，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亲身经历来叙述那个宏大的历史事件。有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有人改变想法，“想到美国看看”；也有的人拿了血卡，又成了中共的“爱国”华侨。然而更多人，却是那些六四后，默默不鸣的学生和市民。他们不是那么极端，也许更有点圆滑，或者小市民气，然而在六四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人性中向善的一面，那才是六四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