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君文集：[中华伊斯兰研究系列之二]清水君：古代中华伊斯兰教的溯源

[中华伊斯兰研究系列之二]清水君：古代中华伊斯兰教的溯源

   在伊斯兰教于阿拉伯半岛创立和发展壮大的时期，位于东方的文明古国正处于唐朝这一世界第一大帝国的强盛时期，所以穆罕默德强调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应求之。”
   唐朝与“大食” 的正式的官方政治性来往，始于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国(中国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 第三任哈里发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唐史载：“大食国始遣使朝贡” (见<<旧唐书·高宗本纪>>、<<旧唐书·西戎传>>、<<册府元龟>>等书) 。当然，非官方的民间交往，一定会比此更早。此后的148年，来华的使者有39次之多。
   唐朝当时既然是世界第一强国，“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 。唐朝与大食的交通，据唐玄宗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的记载，有两条路线：一是安西，入西域道, 过恒罗斯南渡药杀水，即是河中地区，再南渡乌浒水进入波斯之呼罗珊(自7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来，呼罗珊便成为他们继续东征的战略基地，阿巴斯人推翻伍麦叶人统治的起义地区就是呼罗珊，由此可见呼罗珊位置对于阿拉伯帝国的重要性)；另一是广州，通海夷道，沿海岸而行，经太平洋、印度洋，至波斯湾，再由两河口上溯至伊拉克巴格达。这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
   唐代伊斯兰教
   通过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 ，唐朝和大食的政治、经济、外交联系都很频繁。许多的大食使者和贸易客商在传递文化之余，也就此在中华移民定居，从此种下了伊斯兰教的种子。
   但是，正式形成大批大食人在唐的格局，要追溯到唐朝与大食的军事关系史。
   唐朝曾经长期统治西域地区，中亚许多国家皆为属国，与阿拉伯世界直接接壤。因此，对于一心要占领中亚的大食帝国来说，唐朝成了必须征服的绊脚石。
   唐朝与大食的五次交锋
   唐朝与大食的军事斗争共有5次，按时间前后分别为：开元3年之役；开元5年之役；天宝7年之役；天宝10年恒罗斯战役；贞元17年渡泸战役。
   开元3年之役，是吐蕃与大食试图夺取唐朝在中亚的属国拔汉那，发兵进攻，该国国王兵败向唐朝安西都护使求救。
   “孝嵩谓都护吕休景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传，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皆遣使请降。”(<<资治通鉴>>“唐纪27”)
   这一次战斗唐朝打出了国威。但是两年后，大食再次联合吐蕃，试图进攻唐朝本土。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体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击之。”(<<资治通鉴>>“唐纪27”)
   毫无疑问，在全盛时期的唐朝，大食与吐蕃根本不能匹敌，这次战役仍然是以大食与吐蕃的失败而告终，唐朝四镇安然无恙。
   三十多年后，即天宝7年，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兵步骑一万余，出讨勃律，擒其王及吐蕃公主，以兵戍守，于是大食等72小国“皆震恐，咸归附” 。然而，这一次胜利太容易，直接导致了3年后高仙芝的轻敌，导致了“恒罗斯” 战役的失败。
   天宝10年，即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石国“无番臣礼” ，率兵征讨。石国王请降，高仙芝知其反复无常，遂佯允，率奇兵袭破石国，俘虏石国王，于阙下“斩之” ，另外“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 ，石国王子逃走，向大食及邻国求救，各国计划趁机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收到消息，决定先发制人，率兵进攻大食，深入700余里，在恒罗斯城与大食主力数十万人相遇，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打响了！当时的唐朝联军共有3万人，包括葛逻禄部及拔汉那国两部番兵一万人，在这次为期5天的战斗中，由于葛逻禄部临阵反叛，与大食军队反过来夹击唐军，导致唐军大败，士卒大部份战死，只有几千人逃脱，高仙芝率领残兵退回安西。
   恒罗斯战役的后果仁者见仁，但是，这次战役直接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唐朝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由于在战役中，有几千名唐朝士兵被俘虏，而其中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冶铁冶铜匠等等，这些人把唐朝独有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输出到了阿拉伯，然后传播到欧洲，使当时的这些蛮荒之地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迅速进步了几百几千年。撒马尔罕在西方世界建立的第一所造纸作坊，就是由中国师傅来担任技术指导。
   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作者马卫集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唯制造精美纸张的技术尚留在撒马尔罕。”<<中亚史>>一书作者卡特在书中引用阿拉伯地理专著告诉世人：“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济雅德(即与高仙芝作战的大食军队阿布·穆悉林统帅手下的一个将领) 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但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民的一种最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
   在中国的唐代著作<<通典>>中也有相关记载，作者杜佑的同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被俘虏至大食，居住达10之久，在大食，他亲眼见到许多的中国工匠在那里工作，其中“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此；织络者，河东人乐缳、吕礼。”
   有人把中国唐朝此次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是“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 根本转折。但是，这无疑是夸大之词。事实上，对于边境战争来说，胜败也是“兵家常事” ，不至于动摇盛唐的根本和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比如仅仅两年后，封常清讨伐大勃律一役获胜更是说明唐朝势力仍然存在西域，安西都护府仍然是威震西方世界的唐朝边防机关。直接导致“中国国势” 消退于西方世界的恰恰是4年后爆发的“安史之乱” 。
   “安史之乱” 不仅是直接动摇盛唐国本的一次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损失。因为在“内乱” 爆发后，唐朝无力经营西域，甚至连安西、朔方等对外征伐、监督属国的军队也不得不调入内地，镇压叛乱的“安史” 部队。此外，甚至，以贼为友，借用了回纥、中亚一些小国以及大食的军队进入内地参加战斗。结果西域力量完全空虚，吐蕃趁机夺取西域四镇，不仅葱岭以西，即使西北数州也被侵略。
   当时唐朝在中亚的属国诸胡11国，曾先后发表求唐朝援兵共同进攻大食，但是唐朝国乱，一次也没有答应，导致了属国相继沦落至大食手中。唐朝自此退出中亚，失去西域。
   “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玢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资治通鉴>>“唐纪39”) ，在中亚，唐朝的臣属国，此后相继臣服大食，开始了伊斯兰化过程。虽然后来大食国分裂崩溃，但是伊斯兰教却流传了下来，一直延伸到今天。
   真正大规模导致伊斯兰教得以在中国生存的土壤也正是“安史之乱” 。
   根据<<资治通鉴>>“唐纪36” 、<<旧唐书>>“肃宗本纪” 、<<唐书>>“代宗本纪”及“郭子仪传” 、<<册府元龟>>等史书记载：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后来的代宗) ，率领唐番联军15万，号称20万，发凤翔，东进讨贼。参加联军的，除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边防精兵外，尚有回纥、南蛮、大食、波斯、拔汉那等国的军队，九月克长安，十月取洛阳，两京收复。在这支联军中，以郭子仪的朔方军队为主力，但是以叶护太子率领的四千回纥兵，在战斗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食、波斯兵大概也只有几千人左右，作用不详。
   “安史安乱” 平息后，大食和波斯军队的大部份留在了中国，分布在长安一带。回国的部份一些是顺陆路回归，一部份是沿海道而回国。
   乾元元年九月，大食、波斯军队的部份人，在顺海道归国途中，竟然顺手打劫了广州城。
   “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旧唐书>>“肃宗本纪”)
   “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资治通鉴>>“唐纪36”)
   在50余年后，唐朝再次与大食交锋。这次是贞元17年，公元801年春，由于吐蕃再次在边境侵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王异牟寻共同攻打吐蕃，夜渡泸水，连破敌方营寨，经过两场战斗，消灭了吐蕃主力，于是“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吐蕃与大食素有勾结，这次是吐蕃请大食作帮凶，被打得全军覆灭。
   综上所述，大食帝国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也采取的是战争征服政策，与其对中亚各国的政策一致。但是，以唐朝的强大势力和儒家文明的巨大凝聚力，大食显然还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利益，根本未能越过葱岭，侵入唐朝本土，因而，在中国也就没有开始整体的伊斯兰化过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安史之乱” 前，只是滞留不归的使者、商人和被俘虏的大食波斯士兵；“安史之乱” 后，则主要是参加平叛的大食波斯援军以及被海盗抢劫来的居民(海南岛) 。
   所谓“被海盗抢劫来的居民” ，实际上仍然是大食波斯的商人及其家属。
   当时海南岛有两大海盗：一个叫冯若芳，一个叫陈振武，两人以抢劫外国商船为业，因此成为巨富。冯若芳每年抢劫两三只商船，把珠宝财物据为己有，然后把船上商人船员收为奴婢。天宝8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曾经于此逗留，鉴真说，冯若芳的“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唐大和上东征传>>)
    范围如此之广，居民应该是上万人。我们不能够说这些被抢劫来的奴婢居民都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是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伊斯兰教信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穆斯林在中国的形成，除商人、使者、俘虏外，还有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的方式：外国穆斯林被抢劫到中国，被迫居住，他们自己及后代成为移植的伊斯兰教信徒。
   而根据不同情况下的移民，这些伊斯兰教信徒主要分布于长安、扬州、广州、海南岛、川滇一带。
   在唐朝，人民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制度和法律，因此，它往往被称为“法” 或者“教度” 。伊斯兰教在唐朝一代，终其世，亦未能成为气候。以至于苏来曼在游历中国时，认为中国本土人“仍无一人信回教者。”(<<中西交通史汇编>>二册)
   五代伊斯兰教
   唐朝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发。五代十国尤为剧烈，加上位于东北的辽国经常南下骚扰侵略，导致中国北部地区经济凋零。而长江以南，则相对安宁富有。特别是福建、广东两地，广收海外贸易之利，特别繁荣，有盛唐之风。这个时期，大食与北部国家已经断绝来往，但同南部国家一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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