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编成书，除对自己的劳作是一种肯定之外，总是想让他人特别是友人读的。当我把近两年笔下文字集成书稿时，我首先想要与朋友和读者说的是：我为什么近两年才拿起笔。
   我不是懒人，如果算不上勤奋。在华南师大读研时成为学生中为数不多的省作协会员这一点可作证明。在中国有这一衔头者可称为作家，而我这个“作家”竟然十年只磨出一“店”。
   1989年枪响之后，我渐渐感到汉语写作的困难，不是来自方块字表述的困难，而是语境氛围的郁闷。我目睹这个语境到处堆满着散发出一种陈腐意识形态的气味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又“制造”出许多“作家”、“教授”甚至“博士”的称谓。
   秦晖的一篇文章说到，明末由于官府“计亩而征”的“加派”而导致“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二钱”，甚至“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我想将“地之价”改为“文之价”是符合1949年后的中国大部分汉语写作的实际情况的。时至今日，中国的许多书报“送人而不受者大半”仍是可悲的事实，原因正是官府以“拳头”和“笔头”夺天下后再以“拳头”对“笔头”的“严控”。
   或许，追求自由的心灵注定是要与漂泊的行踪相连的。继写作的困难之后，我更感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讲学的困难。我觉得继续按国家教学大纲规定课时唠叨《红旗谱》、《青春之歌》于学生于我都是生命的浪费。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一番英语的努力之后我在1992年放弃了汕头大学的三房居室和两份月入工资（李嘉诚先生以港币补发一份），开始了漂泊。吃尽多年苦头、回头见到当年许多同学已熬成“博导”之后，我还是庆幸我当时有这种选择能力（通过托英语之福）。

   我无法绕过自费“留学”者流汗、积攒、置业这条通路。后来，我从另一个角度知晓了什么叫“空手套白狼”。
   身在英语世界，我无法挥去对汉语文化的深深苦恋。我也无法在打工时让自己停止莫名其妙的“意识流”，譬如突然就会想起王夫之的“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君子不可一日废者，学也。”我还无法如多数身有技艺者那样“聚精会神谋澳币，一心一意搞身份”。许多时候，我都是在“半心半意”中干活、思考和回忆“不如烟”的往事。
   在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种意识形态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北半球到南半球，物质到精神之间，我真切地感到一种心灵的撕裂。裂变中，我对自己原有的“知识”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危机感。
   后来家庭的变故加剧了我的裂痛。
   好长一段时间，我独居在一处偏僻而空旷的破旧房屋（House）之中，身边只有一只名叫“乖乖”的看家狼狗相伴。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这栖身之处，望着“落叶与灰尘齐飞，狗粪共枯草一色”的庭院，我真的无力提起笔，只能任由精神的寓所沉寂荒芜。
   近时听闻北京大学校方正在“动员”讨伐中宣部的新闻传播系副教授焦国标“出去”（国），对此，我是深知其中三味的：“出去”和“进去”（狱）的含意有时是相当近似的。
   在谋粮又谋道，忧道又忧贫之中，我渐渐删除了（Delete）原有知识结构中“狼奶”成分，又植入（Restore）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中新的认知。加之谋生经验的积累使我再不必太过于忧贫，我感到了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勃发。
   重提笔写出的这些文字，是我新生命力量的对象化。对比多年前自己的文字，我看到了自己新的生命形态，终于感到了一种历尽艰辛后自由的愉悦。
   我知道当下我勉强可以“送人”的文字，无法给友人送去重见我时“刮目相看”的喜悦。但我相信这番热身练笔之后，接下来的文字肯定会赢来更多理解和欣赏的目光。
   本书许多文章的写作多次得到比我还年轻的学位导师冯崇义的指教，在此深表谢意。我还要深深感谢的是，曾在我孤寂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让我感到人世间情谊的温馨的好友。
   
   
   2004-4-23 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