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奇与杨利伟，两个军人，东西方近期两个新闻热点。一个上九天遨游太空并扛了颗星回到中国，从中校升为上校；一个在伊拉克打击不到流氓反而被流氓打击（侮辱）后回到美国，从军人恢复为平民。
   自他（她）们从返回仓、从虎口出来脱离险情之后，中国人正在评说花巨资尾随他人上天是否值得，美国人正在谈论林奇算不算是英雄。
   我更多留意的是两位新闻人物的话语，是他们返回平安后的叙往，他们面对公共传媒的心态和神态。由此，我更多想到的是人与国家，人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是不同语境不同的生命“在场”形态。
   人有国家，不同的国家与国民有不同的关系。在一类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家与国民构成一种“家庭关系”，作为儿女的国民被要求孝敬作为父母的国家，儿女不孝敬父母或调皮时，父母的“调教”理所当然；在另一类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家与国民缔结成一种“契约关系”，国家政务员作为雇员被作为雇主的国民雇用，雇员必须时时小心失责，以免被老板“炒鱿鱼”。
   反之，不同的国民也有不同的国家观念。一些国民认同自己为儿为女的身份，视国为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子不嫌母丑，家丑不能外扬；一些国民认为国家只是国民税收雇用的“守夜人”，看护国民的利益，保护国民的安全是这个“守夜人”的正常责任。

   视国家为“守夜人”者有一种“雇主心态”，时时监督指谪守夜人；
   视国家为“母”者有一种“畏母情结”，常常对母之过 “三缄其口”。
   每个国家都重视自家利益，同时都希望自家是“光荣之家”。美国不例外，出兵伊拉克，除教训流氓无赖外，多少含有利益动机和要让世人知道美国是有能力主持公道的国家。中国也如是，忍着国内贫困工人农民的抱怨，耗资一百九十亿把人送进太空，为的是让世界和中国人民看到和相信中国之家的荣耀。
   基于这种相同，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有“国家口红”，有意无意把一些自家人涂抹成可以对外炫耀的“英雄”。
   同样，当国家涂抹自己的人民时，不同的国民有不同的反应。一些被涂抹者的脸是迎过去的，而且激动万分；另一些被涂抹者的脸是背过去的，而且一面鄙夷。（这里的指向不是某个单数的人）
   林奇这样诉说真相：“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幸存者。”“我没有开枪，一枪都没有打，因为我的枪卡住了……我当时跪着，祈祷上苍的保佑。”“我不会接受自己不配得到的荣誉和赞美，真正的英雄是当时保护我的，以及后来到医院营救我的其他士兵。”“他们把我当作宣传工具，这是错误的。”“他们利用了我，来作为这一切的一个象征。”
   毫不奇怪，听到林奇如是说时，我相信那些听惯豪言壮语，十分渴望自己也能成为英雄的人肯定有些惊奇。他们会惊奇，作为一个军人，林奇竟然可以与军方步调不一致，作为一个公民，林奇居然敢于与国家舆论口径不统一。只有习惯了“真实地活着”（哈维尔语），听惯了真话的人才能以平常心很好地理解林奇。
   也不足为奇，我们只能听到杨利伟“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把后续工作做好，向祖国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案。”“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大陆人民问好，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这些我们早已在电影《英雄儿女》《董存瑞》那里熟悉了的话语。
   不同的意识形态各有一套不同的话语。汉语语境中古老的“孝顺”和现代的“忠诚”等概念早已预设了杨利伟今天成方圆合规格的语言。而在另类语境中深植人心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等概念使得今日的林奇面对公共媒体和“国家口红”有如此洒脱和叛逆的姿态。
   我们无法否认杨利伟是有献身精神的英雄，荣誉、别墅也理应是他的贡献的回报。但当国家把杨利伟送到香港，用他的“身体语言”向刚刚参加过二十万人大游行的香港人传达些什么的时候，当深知名人效应的商人注册杨利伟水果商标的时候，当杨利伟塑像、杨利伟公园、杨利伟饭店的炒作铺天盖地扑向杨利伟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期望杨利伟能说些类似林奇的自己的话语。
   作为名人，特别是作为中国军人，杨利伟的话语只能“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话语，只能是个人与国家合一同化的“一元化”话语。
   我们可以庆幸的是，杨利伟如实告诉人们在太空中没有看到地球上我们伟大的长城，如实告诉人们返回地面比上太空难受。这让我们看到了某些“英雄”涵义构成的转换与变迁，看到了时代迈进的小小步伐。
   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本身，它同时是精神和思想的外化，是意识形态和人文环境的构成。
   从林奇、杨利伟话语的比较和思考，我更加相信，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
   事实上，一种不是从现实存在而来，而是由一些“伟人”的主观臆念构成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着着实实决定了一个长历史阶段的现实存在，决定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可悲的存在状态。
   
   .12.11.2003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