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想但无法笑着
   
   朋友捎来年初国内出版的《把海倒进杯子》一书，也捎来一些网络作者已被捕被判刑的消息。
   吴稼祥是我敬重的“头对着墙”的作家之一，他犀利、举重若轻、略带俏皮和不正儿八经的文字魅力早有领略。

   在多年前《自序三篇》中，吴稼祥“降下一场语言的暴雨，把大陆皇帝的新衣”连同“伪民主假钞”淋了个痛快，让人读来如饮甘露。
   去年有幸在悉尼科技大学举办的《现代中国宪政研究》学术研讨会目睹了吴先生的风彩，同时也在与会学术论文中又见稼祥风格的文字：“昨晨从合肥乘特快列车返京。快进北京时，看见一列卧伏在辅道上的军用列车，裹着草绿色的迷彩伪装。伪装不了的是一尊尊大炮的坚挺轮廓，十分男性地指着天空。”再次感受到他巅覆正统主流话语的独特语言韵味。须知那是一次专家云集的研讨会，论文将结集出版。但对于一些学者的责备和担忧，吴稼祥也只回以轻松一笑。
   稼祥文字的犀利，能削去人们的阅读期待、能切裂人们的思维定势，当然也能割破“读者坚韧的钱袋”。
   今年一月，《把海倒入杯子》一出，一下子倒空了不少读者的钱包。仅隔两月，知识出版社便开机第二次印刷。
   即便是用时间和思想的“边角料” 搭成此书，吴稼祥照样能在引人轻松发笑之后，在读者心头垒起沉重的感受。
   听从吴稼祥“笑着思想”的奉劝，我是笑着读他开头《自序》中这样的文字：“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杯子，装了一点水，就觉得自己很浩瀚，只想和伟人干杯。有的杯子牛得很，自以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以装得下世界上所有海洋。海倒下来，它被淹没，周围一片泛滥。”“感谢笑宇兄，他的配画和装帧设计，可以让有一点希望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如果读者在这本书上看到了鸭毛，那不是笑宇兄的责任。”
   接着书中一段段意蕴深藏的精致短句，也时时给人阅读的享受。
   但当我翻到后面的《原序》，看到他从西班牙电影《杀手•蝴蝶•梦》中带出来的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和这个杀手只惧怕的那个亲眼目睹自己的妈妈被这杀手杀害后失去笑、语言和思想的女孩时，我眼前一粒粒文字变成了一块块沉沉的砖块，压在心头，让我再无法笑出声来。
   再次，我被吴稼祥拖入了思想的深渊。
   
   （2）

人家的杀手
   
   我并未看过《杀手•蝴蝶•梦》这部电影，这并不防碍我想象出那个双手沾血杀手的可憎面目，那个面无表情女孩的非人模样。
   由这情景，我想到的是，这个女孩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在许多地方见到过的，她是“我们的女孩”。
   那个杀手却是我们陌生的，我们不多见的，他应是“人家的杀手”。
   我以为这不是奇思怪想。在我们现实生活周边，那些不再有轻松真诚的笑，不再有自己发自内心的话语，不再有属于自己真实心灵感受的思想的“类人孩”还会少吗？
   在我们的那些曝光和未曝光的“杀人犯”中，你又见过多少怯于面对受害者亲属，在乎他们失去亲人后的感受，在意他们是否还会笑，甚至于行凶过后痛切忏悔并“费尽心机”去找回受害者亲属的笑的杀手？
   “我们的杀手”是汉语语境内的杀手，是有悠久“诛心”文化传统培育起来的杀手。这种杀手深谙“心死”之后才能死心塌地，所以他们出手劫杀的目标更多的是人的话语、思想，是精神是心灵。他们作案的工具是“软刀子”。
   “我们的杀手”不会愧对死者及其亲属，更谈不上忏悔，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职业等同于医生的职业，把诛心看成换心，把谋杀当作拯救。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宣称：彻底的“医生”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会象电影中的杀手一样害怕那个不笑、不说话、不思想的女孩呢？
   “我们的杀手”近日又有理直气壮的“新作”而且一如既往——对被害者的亲人不眨一眼。
   吴稼祥说，“我原以为，杀手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错了。”其实吴稼祥是没错的，不，也可以说他又错了。
   因为，确实存在什么都不怕的杀手。
   
   （3）

笑的时代尚未开始
   
   《原序》中，吴稼祥说，“我们终于活到了一个可以微笑着思想的年代，这是投湖前的老舍先生没有想到的。”这是智者吴稼祥的又一失：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是的，这个时代的嘴角有了一丝微笑，但那是数着多是来路不明和少数是千辛万苦之后得到的钞票时的笑；是几乎充塞每个歌舞厅的那些浅薄廉价的黄色笑话引出的笑；是上晚饭最后一道菜——政治笑料时的笑。
   除此之外，人们更多听到的是一声声沉长的叹息，更多看到的是失去公有产权却必须自谋生路的下岗工人们紧皱的眉头；是背着行李在城乡间找不到宿地民工们凝重的神情；是在紧闭的正义大门前上诉人群忧伤的眼眸……
   笑，离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如此之遥远。“笑着思想”，对于他们简直就是天边的玫瑰梦。
   他们活着，但只行尸走肉。
   他们的话语和思想早已死去，因为他们遭遇过一场“隐形杀手”旷日持久的精神和心灵劫杀。
   吴稼祥在说过“看过罗丹著名雕塑《思想者》的人，大概会以为，思想者就是那样的人，愁眉苦脸，头颅沉重，脖子承受不了脑袋，要用右手支撑，像一支过于饱满的麦穗”之后问得好，“罗丹时代的思想家，要用自己的思维神经举起一整座上层建筑（准确的用语应是意识形态），怎么笑得起来？”
   但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告别了罗丹时代了么？那一整座上层建筑已经不成为我们“思维神经”的重压了么？我们真到了可以“不用它的结构思维，不用它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了么？
   我曾用“一只健硕的手托着一个沉重的头颅”来做为《思想者李慎之》一文的开篇，因为这个头颅的沉重，正缘于这个时代的沉重。
   是的，“笑着思想”是人的大智慧、是人的高姿态，但只有当那个恐怖的、无所不在的隐形“杀手”被绳之以法（这无疑是极为艰难的），只有当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浓墨写出“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四个大字时，我们才算走入了能“笑着思想”的新时代。
   对不起，吴稼祥，我在你的书中採集了许多珠玉之后还真的看到了一些“鸭毛”（还是开个玩笑吧）。
   
   
   2003-11-14修改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