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读了仲大军在《新世纪》上的文章，颇有感慨，又兼和大军先生有过交往，便随手写来一篇小文。算是德里达意义上的过度诠释吧或者说：“我错了，是因为我理解的更多。”

   
   仲氏之文的一个化约错误是中国必走“社会主义加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性的学术错误。
   
   关于社会主义，已由“特色”界定，其与民主社会主义之桔枳相分自不待论了。仅说“资本主义”一论，就大有简单化约之失。
   
   中国早就存在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明季晚期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两种非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其一政治资本主义，用现代时论术语来说是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卖鬻爵（当然还有包税、侵略殖民地等），即把政治职业当成一种生意来作，引伸而言，在中国表现顽强的恩荫即世袭文化。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的生意。
   
   其二贱民资本主义，用现代时论来形容就是狂吃滥嫖式的挥霍获得的钱财－－可能的资本。这种非理性消费在文化流变中逐渐形成了政治资本主义与贱民资本主义的联姻，即把公共资源私有化，消费或变相消费公款特别是将公物（款）转移为私物则成了一种不受批评的风尚。
   
   大体分析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构成：政治资本主义可占50％，贱民资本主义可占30％，理性（现代）资本主义勉强占到20％，－－可能这是个类似会计学中的 “姆指规则”式的判断，即完全依靠专家经验形成一个猜想指标。但是，无论这个结构是否准确，它都能对简单化约作出一种修正。
   
   于是，下面两个问题必入了学术视野：
   
   1、中国目前社会的基本性质；
   
   2、缺少理性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关于“1”。我无意诋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提出一个相关学术问题。依我的分析而论，中国社会目前是“封建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化约）资本主义”的混和体。
   
   云其为封建性质，乃是以卖官鬻爵为特征的政治资本主义盛行。在政治资源的分配层面上，“朝中（上级）有人好做官”的文化习性占了主导。不久前，社科系统的学者的调查报告说明了这一点。它大概说：家庭有官僚背景的人比没有的更容易受到提拔，约3／4的现任官员是“有背景的”云云。
   
   简言之，在中国，做官是收益高风险低的最好的商业。
   
   云其为民族社会主义，无须细论，强劲的“爱国主义”冲动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脚。社会主义原旨与民族主义原旨的联婚将继续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意识形态实质。
   
   云其为“（化约）资本主义”概指理性资本主义成份已有了基本地位，这主要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创业者群体的出现为特征。但究竟这些人对现实政治有多大影响，还无实证支持，有待进一步研究。它至少应包含两个指标：①这个群体参加到议政体系去的比例，如任人大政协两类代表的情况；②他们对中国社会变化趋势的认识与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交集有多大。
   
   本文最后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缺少理性资本主义的根源”。
   
   表面上它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实质它是在“文化决定命运”抑或改造文化即改造命运的宏大叙事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学术问题。
   
   观乎理性（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承，它由宗教源头上的两支精神予以了推动。
   
   在“西普里安――莫尔”脉流的殉道主义原则下，发展成慈善资本主义。（西普里安是罗马帝国时期最著名的殉道者；莫尔是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殉道者）。殉道行为在本质是赎罪行为，在以后的发展中，殉道者以身赎罪的机会少了（迫害也少了），并且大多数信仰者还达不到以身殉道的境界。用经济收入来表现殉道精神，就成了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共识，这就是西方社会比我们富但又少有“铜臭”的文化原因。
   
   在“奥古斯丁－－路德”脉流的探索主义原则下，发展成了冒险资本主义。（奥古斯丁是最著的个体忏悔者，路德则以追问上帝之怒的原由而“钟楼得道”）。探索主义在宗教思辩之下，形成了冒险精神，从科学实验到企业投资，为整个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之于个体，可随意支配的富如何使用则成了大问题。于是探索主义与殉道主义面对了一个基本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从富兰克林到洛克菲勒再到盖茨，很好地回答了它，他们的答案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①富兰克林卸任后用州长工资（累积）作成了基金，帮助如他困顿时一样年轻创业者；
   
   ②洛克菲勒把相当数量的钱以慈善的形式还给了上帝的子民，中国协和医院（初建）是再好不过的物证了；
   
   ③盖茨一次性拿出240亿美元作支持非洲与东南亚的防疫基金，继承了两位（不止两位）的传统。
   
   凡此等等。
   
   相反，在中国政治资本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财富拥有者们几乎不怎么关心现实社会问题，既便有所捐助也是围绕政府目标（如希望小学、运动式的单项捐助），因为只有围绕政府目标才能换来特许机会。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的确，在中国，企业捐助大多仍是政治资本主义范畴里的一种交易。在真实的个人世界里，没有彼岸精神，对现实财富随心所欲的支配仍然是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国能否从“封建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化约）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向现代文明蜕变仍是个非常巨大的疑问。而封建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又有着天然的亲合力：
   
   其一，两者容易成为一个所谓全体共同利益，来镇制新的社会推动力，前段时间对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的讨伐，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相信：类似的讨伐还会时有发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讨伐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一如北宋以来文人借政治权力绞杀学术对手的行为！此中更显其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特性。
   
   其二，两者认为一种强硬的国际形象而非弱势和平路线，才是文化尊严的防护膜，乃至不惜以全民前途作赌注来“外争国权”。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潜在危险。
   
   其三，不同学术方法包装的所谓复兴古典，仍无意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资本主义顽症，一种古典复兴实际上代表了权贵主义的复兴。若其盛行，必使中国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5/23/2005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