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评论萧功秦观点的文章《自由派是胡赵悲剧的第一推手》，可谓上乘之作，至少比其“对撞论”理性多了。
   
   关于自由派的推手作用，已非什么新论。早在1998年夏就有人提出过来。而且这个人在反“自由化”的年代里，是位自由派代表性人物——六四时曾到广场劝学生回校。[由于此公已经由学而商，淡出了官民两方的政治场，不便直书其名。]1998年夏，在他作学术报告之后（我负责评论），他对在场的人士说：“不能用撞门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了！我们已经撞掉了两位总书记。”言之，深为惋惜。

   
   胡赵悲剧意味着自由派在体制内彻底失败。特别是在胡掌控失利的情况下，赵再实行温和政策，注定要成为所谓的悲剧人物。
   
   
   　　一、从细节上看问题
   
   　　应当说，1989年六四（广义的春夏之交的政治冲突）只不过是1987年激烈冲突的必然阶段而已。因此，萧功秦文章的视角是可取的，他并没把一个放大的话语点即六四事件当成讨论的中心，而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轴来衡量。
   　　1987年以来，反自由主义派别（甚至同情自由主义的权力人物）都已经预测到必将有一场血腥的冲突。
   　　赵派不希望激化矛盾，在出台“健康论”以前，先由鲍彤以与年轻朋友谈心的方式，放出“老马幼驹论”以试探各方反应。时为1987年1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鲍文似有所指地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靠扎扎实实地建设，只能逐步积累。…搞‘运动’，无助于建设民主政治。”
   　　一周后，1月 12日，陈俊生在《人民日报》上刊文《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有一个现象在世界上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就是亚洲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小国和地区都缺乏民主。例如南朝鲜，搞的是独裁政治。台湾三十多来一直实行‘戒严法’统治。台湾特务的暗杀活动从岛内一直搞到美国，如此等等。”这等于给以后的血腥事件做了预言或可理解为一种善意的暗示。
   　　很快，鲍论遭到强力反击，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曰《党的光辉不容抹煞》。文章表面以专批方励之为能事，实际上是一种宣战书，也就是说要将事态扩大化。文中用语之恶，至今仍让人颇感寒意：“方励之发表的一系列错误言论，曾在少数大学生中起到了煽动和蛊惑作用，也曾这惑过一些幼稚青年。对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批驳。”
   　　很显然，自由派的对立面已经忍无可忍，做好反击准备。代表赵口径的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此表现了深切的担心，称：“当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讨，以及人们日常的生活。…农村不搞。这场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
   如果依这些细节来研究，自由派推动胡赵悲剧（特别对赵），似乎成立－－尤以方励之的话语体系为最。但此中也颇有疑问，青年报社论的宣战是谁的意图？
   　　萧冼二人现在说：目前及以后党内利用体制外的行为被视为不遵守游戏规则。一语中的，当年并不是自由派作了推手，而是作了走卒，被体制内力量所利用。在细读冼岩的文章之后，便不难发现“推手论”是个逻辑错误。
   　　1987年至1989的“中国的政治戏剧”还有太多的谜没解开，耐心－－也许是最好的松地动剂。是谁把自由主义这头还算温顺的牛，引进了瓷器店，并终使它怒不可遏，在经过一番冲撞后终上了屠案，－－是一个谜。
   　　这谜更是一场阴谋！
   　　中青报那个社论的写手敢于站在阳光下吗？象我一样，不用笔名，只用本名。
   　　这既是一个智性问题，更是一个良心问题！
   
   
   　　二、复兴韩非主义的现实危险
   
   　　冼岩是一位不错的战略专家，他用一个实际上很热的公共话语点来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使论战对手逻辑上导致偏概全（如只以六四义理反击冼岩，显然是不当化约！）；而在终极目标上确是为新规则即“两大变化”张目；为新规则张目，使韩非主义即法术势自然进入社会生活，其中以讲“势”为核心。
   “势”的作用在中国外儒内法文化中是最重的遗传基因，也是许多重大政治败局的最重要诱因。
   韩在解释“势”时说：孔丘比鲁哀贤得多，前者何以服从后者那个笨蛋？这不是什么君臣之义，皆在于后者有势，足以慑服前者。同时用好“势”，还要辅以“术”。
   　　在萧冼二人的理论中，反“苏丹化”为其“势”的诉求；造就新的游戏规则为其“术”。那么，这种新古典是否有效呢？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短期治理是有效的，而从长期上它们是破坏内在均衡的爆破力。
   　　这个短期均衡可能是20年，但在现代技术的社会里（以网络为主的技术变迁引致制度变迁之情况），它肯定不会复现完全的古典均衡即如历史上的“三百年王朝”。
   吊诡的是，在以时间为计的现代政治中（一党专政为其特殊形态）中，执政集团的分派一般都对短期均衡感趣。通俗地说：比较于历史义务与现实权力，他们更倾向于后者。前东德最后一任党的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治术再典型地不过体现了这点，他几乎把整个社会的任何问题都视为“权力保障问题”。在政党（执政集团）层面上，他要求公众必须认可党的伦理合法性（只有罗共才能正确地领导人民并为人民谋福利）；在派系层面上，他要求以个人崇拜形式对他效忠。
   在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势”不可能公然地替代一切，它必辅以“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只做不说”、“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已经成为破坏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法律架构的内爆力。因为,“术”的使用毫无疑问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执法的合法性。之于后者，一些并非完全的传闻已经证实执法的合法性的漏损，比如依某种特殊补贴形式来鼓励那些施暴者；还有，肆意扩大所谓的防范范围，政治方面的不当执法呈现超越法制框架的趋势。
   　　如果“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从抓嫖娼入手而将异见者处以劳教（还有用经济问题构陷），那么，导致用车祸（及其他偶然事故）去消灭异见者的肉体也成了可能。回观1987年陈俊生的话题（台湾把暗杀搞到美国去），现在的推测就不是危言耸听了。
   
   
   　　三、透视那“伟大的理想”
   
   　　冼萧二人均是十分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乃至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并且对中国的未来也抱以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关于“市场经济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也是伟大的理想。归于政治设计的成本选择，他们希望实现可控制的变化，寄希望于体制内的开明派推动民主进程。
   　　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预期。并且，体制内的新思维也得到了民间的回应，如对潘岳的“环保忧危论”、刘亚洲的“外争内强论”，民间的好评如潮。这些都是推动中国走向新的政治生态的力量。不过，民主宪政不是预定桌位式的晚餐，乃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政治。
   　　在韩非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诉求，极力地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晚餐的席位。至于其他力量，则要靠边站了。因为这些力量已被压缩并将继续被压缩。
   　　“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似乎不再是一个灰色的幽默了，而成了中国民主的不幸的谶言！
   
   (6/10/2005 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