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河北）
   
   我始终认为庸俗化是多元化的基础，而反对庸俗化是专制主义不易的特性之一。而专制主义反对庸俗化的举动，又往往以高举道德化旗帜为要务。

   
   在“专制主义－－反庸俗化”的道德伪装背后，想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舆论一致；二是，行为一致。纵观中国历史，随着绝对专制的形成，官方意识形态就把反对庸俗化列为重要内容。为了反对庸俗化，他们甚至不惜终结一场体制内的改革。北宋范仲淹新政（庆历改革）失败的直接诱因就是范集团有人喝花酒（卖公家废纸后召妓，此为惯例），而引致政治攻讦。至于“饿死小事，失节为大”的非人性意识形态就不用多说。南宋延至明清，反对庸俗化的官方意识形态战争发展成了文字狱专案，从围剿野史到查禁小说，无不如是。
   
   这种专制主义的道德虚拟，形成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情结的一部分。不仅现政权内部分极左知识分子有之，就是民运内也大有斯类。之于后者，也是民运不能成事的重要原因。所以说，问题不在于民运反对专制的实体，更在于反思自己的不自觉的“专制主义－－反庸俗化”的文化血缘。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海外论坛说：某洗浴中心墙后有大量的用过的避孕套；前两天又看国内网上登了一个消息：某洗浴中心被查出有万只避孕套，等等。乃至今日，又有海外民运同仁，以乐议古月（毛泽东特型演员）死于嫖妓，云云。
   
   实为此种貌似道德的批判而汗颜。
   
   难道民运就没别的事情所关心了，真地没事儿可做了？－－比方说，为受害的群体捐些钱，又比如说，代无可奈何的上访者写个诉状，凡此等等。
   
   在问题的核心处，当民运人士高举反对庸俗化旗帜的时候，我们的同仁也不形成了我们的敌人。
   
   刘水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平心而论，无论刘水有否与妓女的性行为，都不足以构成他被处劳教的要件。从法的道德基础处论，人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而专制主义恰恰不给你这种自由，久之，当你也用反对庸俗化标榜自己的道德时，便成了专制主义的不自觉的帮凶。
   
   专制主义对人性的迫害，喜欢选取道德主义倾向性。史学意义上的“刘水案件”早在明朝就发生过，史学意义上的“刘水案件”，也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典型。
   
   我所指的“史学意义上的刘水案件”是指明晚末时期的李贽案件。李贽由体制内淡出（1581年，知府任满，以自由著述为生）后，坚持不同于官方的（自由主义）主张，甚为专制主义者们所痛恨。所到之处，大遭诋污。万历二十四年（1596），麻城县对这位70岁的思想家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称：“此人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治之。”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寄居通州，中央政府的一位中级官员（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给皇帝写信，说：“李贽不仅现在惑乱人心，他寄居麻城时，行为放荡，曾大白天拉妓女同浴。”
   
   且不考证李贽是否“与妓女同浴”，但看专制主义“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手腕，就足见其卑劣之致了。
   
   我这一代人（1960年中期出生）虽然有幸未历“文化大革命”之残酷，但还是经历了专制主义反庸俗化之害的。比如，刚上班时（1983年）穿件牛仔裤与戴太阳镜被斥为异端；男子留长发被视为“流氓形象”，港台歌曲视为“精神污染”，凡此等等。
   
   仅仅20年，牛仔裤、太阳镜、男式长发、港台歌曲－－这些庸俗化的东西大大推动了这个社会非官方意愿的进步。
   
   所以说，无论体制内人士还是民运人士，只要希望中国会变成一个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他（她）就没权力反对庸俗化。否则，就是专制主义的文化徒孙。
   
   专制主义常常宣布禁欲，但他那难闻的口臭，远胜过了普通人醉后的酒气！
   
   道理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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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7/12/2005 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