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宽容，好好理解此二字吧！
    ——能不能不杀马加爵？
    ——能不能比照余振东案，从宽处理？
   

    綦彦臣
   
    马加爵连杀了好几个人，按照常理解是“杀无赦”乃至“千刀万剐”，并且我也能理解被害人家属的悲痛心表。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另一个生命的意义！？能不能不杀马加爵，让他通过一定时间的服刑来认识自己的心理疾病、人格问题。也许，通过他将来的变化，能给社会带来好大的益处。
   
    法律，公正而无情，但改变我们严刑峻法的传统思想确要从一个事件开始。学会宽容很重要！
   
    宽容并不是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让我们反省环境给一个人特别是犯了罪的人所造成的无形影响。马加爵导致今天，大学教育体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别说方舟子揭露的清华北大名教授造假之事，就我所亲历的事，足让人深省：
   
    其一，我的一位好友，在某地方高校教经济学，为写不出论文来几次求我找名家跑重点杂志 ，我予婉拒。结果，在电话里骂了我一通后三年间没再通一次话。后来，他到监狱看我，还说：“出来后，给我们当‘枪手’吧，钱很好挣…”
   
    其二，北大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某女士，在美国西北大学快拿到传播学博士学位了，竟然连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的事实都不承认，说是“瞎编的”；问以知否“戴安澜远征缅甸”，更云不知…（可见上大学患上精神病较常人概率要大得多！）
   
    其三，某在京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承担了一英译汉的项目。匆忙找了几个硕士，分块干，最后译得不仅风格不一，而且专用名都不一致。我校译后问：“您作为协调人在开译之前粗略地通读了全书吗？或者译完后，统筹了没有？”博士生哑然。
   
    处决一个马加爵，不等于不发生更为轰动的“牛加爵”事件。留下马加爵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好让我们好好分析分析现行的害人的大学教育体制！
   
    整个社会在不宽容的气氛中生活，其结果可想而知。读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也 许会明白许多：革命前的人们互相冷漠，平民学者对贵族一概地仇恨，而贵族又从来不会宽…
   
    我对中国的事情还是有乐观倾向的，一种“近似启蒙”已经开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承担社会正义，茅于轼、蒋彦永、刘晓波，等等。一个社会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承担道义，而不让某个具体的人去自为正义，才有希望。想想德雷福斯与左拉，再想想杨乃武与其胞姐（后者较故事化），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总落在西方后面。左拉的“我控诉”担当的是社会道义，杨家大姐的“滚钉板”担当的是个人亲情。两案虽都昭雪，然而价值结论相去甚远！
   
    我并不是以此说，马加爵是蒙了冤，而是说：要有用宽容与理性来衡量每一个社会事件！不要迷信严刑峻法！伏尔泰说得好：“迷信愈少，狂热愈少；狂热愈少，痛苦愈少！”我们对峻法传统的迷信解决了什么实质问题了？再问我们自己一句：“严打遏止了犯罪率上升的趋势了吗？”监狱里累犯比率不断升高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与开明知识分子的启蒙行为相比，倒是我们的一些较前卫和开放的报刊越来越呈现道德水平低下之状。比如《南风窗》一篇关于福建地下钱庄的报导，一力引导官方采取“金融严打“，却不知向正式金融机构融资的寻租成本高得让人几乎无法承受，也不知双元体制可抗金融风险。又比如，《南方周末》报导余振东被遣返案时，竟然称“他判10次死刑绰绰有余”，若以法律论十项死刑（比方说一个人干了杀人、贩毒、抢银行、决水、炸火车等十项全够死刑格的罪行），数罪并罚也只是一次死刑而已。就一项死刑，怎么要判（杀）人家10次？
   
    这两篇文章，让这一刊一报在我心中黯然失色，我问自己：以后还有没有读它们的必要？——我也得劝谈得上来的朋友们全不再看它们了。《南风窗》与《南方周末》的道德水平都降到如此了，别的就不用细说了。我们不时会在一些地方小报上看见以公民为仇敌的报道，比如“街头烧烤再起浓烟，公安城管合出重拳”。真不是个滋味！几个下岗工人摆个烤羊肉的小摊儿，虽然有些污染，就值得挨“重拳”吗？其实，那点污染远比政绩合法性带来的环境污染（如淮河流域的多次反复与水体全面恶化）要轻。靠这种“重拳”思想去以德治国？滑天下之大稽！不仅以德治国没铺开，反而缺德成了社会常态。不宽容成了道德的替代品。
   
    可见，知识分子（目前特别是媒体记者）的缺德，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缺德之所在。正如大学里的腐败对马加爵们的无形中的影响一样。好在，中国的一部分政治精英越来越明白，不真正地向西方学习，没什么好道可走了。此次使余振东得以遣返，初收效果。双方协议的余振东量刑上限，也非常有意义。
   
    尽管余振东案是个特殊个案，但其意义却深远。也希望司法当局将余、马两案综合考虑，为中国的司法改进开一个好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