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老是有大批的黑客邮件，我估计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发件人洪哲胜的。我不象洪博士那样，一下认定是什么人。姑且称之为“第三者”吧！
   
   从法律角度讲，我（还有其他人）收电邮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公民通讯自由的权利界定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对通信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很明白，此条的核心点有三：（一）通信自由，（二）检查权限，（三）侵权界定。
   
   对比《宪法》，“第三者”是违犯宪法的行为人。首先，电邮是公民通信范畴，受宪法保护；其次，“第三者”无论是什么身分在没告知中介者（《雅虎网，相当于邮政局）的情况下介入，属违宪无疑。若“第三者”为非中国公民则另论。再次，任何人无权发“黑邮”（且带有病毒）。这是在行恐怖主义之实。在不告知自己身分的情况下，借他人之名投递病毒文件也很不道德。──鉴于此点，联合国应通过《反电邮恐怖法》，明确地把发“黑邮”列入恐怖主义行为。
   
   说到实质，无论“第三者”是谁，都试图干扰别人的知情权。这样做很幼稚，也白白浪费了财力、精力，还让人瞧不起。从杜重远关押在新疆时代（大概是1940年代）收音机就打破了知情权的封锁屏障。
   
   同样，我在看守所和监狱时也都能听到收音机。监狱的短波收音机的密度（机与人之比）远大于社会上。
   
   凭个人感情来说，我还真十分感谢那些国际电台。我被抓以后，家人骗我老父亲说我“出远门了”。后来，父亲从村里年轻人的口中得知我被抓了：“国外电台广播了好些日子了！”于是父亲也买了一部短波收音机。直到我被释放回来，那个小收音机还在他手边。至于村子
   里（4,000多口人的一个屯子，10个自然村的集合）有多少年轻人有短波收音机，我没统计过（也没这个必要）。我很感谢他们，也感谢那些消息散发者，终使老父明白了原委。老父亲在我被抓时，身体已很弱了，他怕自己死前明白不了事件的原委，才不惜花了60块钱卖了
   短波收音机。（平时，他只用7、8块钱的）。我释放回来时，每早听《法广》，老父亲说： “过来，我也听听。”父亲没文化，只认字而不会写字，但短波收音机让他年届70年之时认识到一个道理：“外国人比咱们肯说实话！”
   
   封锁知情是很不明智的事情。然而，以知情权的逐渐开放为标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也在慢慢进步。至少来说，听国外广播不再以犯法论处。正象电子打火机的兴起，人们几乎不再用“洋火”（火柴）一词一样，人们也不再用“敌台”二字称谓国外广播。而且，中国的短波
   收音机销量每年都呈上升趋势。
   
   不过，知情权的进步让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少年时代的村子里，从大连迁回一位工程师（姓高），可能判的是管制单刑（因为他一家人饿得受不了，他偷了生产队的玉米，让他游街，大牌子上说他“接受管制还不行”），原因是到山上听苏联广播。后来，又被平反，回大连了。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在江南造船厂工作，也是由于偷听敌台被革职迁回的，后来也平反了，还补发了不少钱。
   
   对于这两件事，我一直再想：要是当时不处分他们，该有多好；国家不犯错误，个人不遭打击──70年代初就已有工程师身分的人去偷玉米，得下多大决心丢开自尊？那时，我们还常合伙欺负他儿子（比如游泳时，一群小伙伴向他一个人投泥巴），现在想来羞愧得很！
   
   好在，没有报及“子孙”（当然现在我还没孙子）。我成了“反革命”后，没人因此欺负我儿子，反倒得到了同学们的同情与帮助。“反革命”一词的使用频率渐小，也是进步的标志──在监狱里，年轻的狱警有时开玩笑地叫我“老反”，犯人们有的叫我“老革命”──全然把“反革命”一词的原有的含义给淡化了，甚至扭过来了。
   
   社会在变，一切都在变。进步，是反思的结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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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