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宽容的智性足以否定任何虚伪，使它无法狂妄起来。当一帮一心想挑战耶稣的伪君子们试图让耶稣表示要杀死一个犯淫的妇女时，耶稣说：“你们若是觉得自己没有罪，就先举起石头吧！”虚伪者的最后一点诚实救了他们自己，其次才是被他们捉来的妇女。

   《新约》较之《旧约》宽容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旧约》时期（以五经成书的年代为一标志），犹太人面临的内外环境都比较恶劣，必须在律法中表明对不诚实的严厉惩罚，即对过错不予宽容，对仇敌必予毁灭；到了《新约》时代，虽然犹太人精神生活极端困苦，但毕竟罗马人对他们的迫害并不十分严厉，内部企盼新思想产生的热望自然使《旧约》的不宽容性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并且，较之《旧约》仅在犹太人范围传播的历史，福音要在各民族传播，因此宽容确有必要；由于宽容，上帝的选民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而是所有信仰上帝的人。

   随着《新约》精神的确立，宽容就成了基督教的一种内含价值。虽然历经了中世纪的教权专横，但是宽容精神并没因此被磨灭，反而是在最后以法国《宽容法令》为标志，再次复苏了宽容精神。《新约》较之《旧约》宽容的寓意，由两个故事来表明，一个是所多玛的末日，一个是耶稣不烧撒玛利亚村庄。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恶行已声闻于上帝，终因不思悔改而被天火烧毁。

   《新约》的《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处理方式相反的故事：

   耶稣知道被接上天的日子将到，他就决意去耶路撒冷去。先打发使者头前预备。使者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因为得知他们要去耶京，撒玛利亚人便拒绝接待耶稣。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见撒玛利亚人如此无礼，便对耶稣说：“主呀，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吗？就像先知以利亚烧毁所多玛那样。”

   耶稣非但不同意降火，反而还责备两个门徒：“你们心太狠了。我来到世上不是要灭人性命的而是救人性命的。”于是，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对于两个事件，表面原因看来，好像撒玛处亚村庄的罪恶不象所多玛那么深重；况且，撒玛利亚人只是不接待他们而没迫害他们；还有，此前耶稣对门徒也说过：“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但是，问题的根本则是宽容者自身已很强大，即不自弱。

   如果如此而论还不明确的话，那么《使徒行传》 记载的外教人对基督教的狂热足以说明问题。

   保罗和巴拿巴到路司得城（土耳其南部偏西）传教，由于他们的道理深入人心并治好病人，群众就用称二人为神，取代了旧神宙斯和希尔米，称：“神取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城外宙司庙的司祭还牵来公牛、带着花圈，要同群众一起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两人只有以撕裂衣服的方式来表示拒绝这种误解。尽管这时耶稣已经被杀害，但也足以证明他的体系的强大性。

   基督教“爱仇敌”的观念，在《新约》中不止一次地体现出来。

   “爱仇敌”理性层次的逻辑结果就是“承认”，而这种“承认”在世俗政治中又比宗教的宽容更进一步。承认的原则，为当今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交流状况，提供了道德基础。“承认”的观念，不存在双方孰优孰劣的问题。由承认更进一步逻辑化，归根结底还是诚实的天性原则，诚实是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底蕴。

   当伏尔泰遭到祖国流放的时候，当左拉被迫逃出法国时，英国的宽容显示出了它可贵的作用。两次流亡相差一百八十年的时间，由同一个国家收容由另外同一个国家流亡的思想家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国家宽容对人类的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那克萨哥拉的从希腊获释回到小亚细亚，是古代国家宽容的最好的例子。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理论”颠覆了希腊的传统神学，引起了教士的不满。教士称：“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

   奥菲斯特的建议成为了法律，但是阿那克萨哥拉还是得到了宽容，只缴了一小笔罚款，就获释出狱，并得以返回小亚细亚。房龙说：“他在那里寿逾古稀，名同皓月，活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国家宽容对文明传播的作用之巨大，几乎无法用笔来描述，无论是伏尔泰的流亡还是卢梭的流亡，都对洛克思想的传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国家宽容行为的重要因素可能不是某个人或全体民众诚实之心的表现，而是国家出于利益考虑。各方妥协是个聪明的选择，否则国家总会陷入内乱。英国人的妥协精大概来源于此，1689年的《宽容法令》算是一个证明。英国人“被迫的宽容”早在克伦威尔时代（1649－1660）就开始了：虽然克伦威尔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但作为政治家他还是积极敦促国会批准宗教自由，并开始重新接纳遭驱逐的犹太人。

   如果说克伦威尔那里还有些个人内在的因素来推进国家宽容的话，那么荷兰的举措完全是出于现实利益：它要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先要求得宗教自由，并随之考虑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荷兰停止了宗教迫害，开始接纳别的国家赶出来的犹太人和胡格诺教徒。

   很明显，若没英国的宽容，则无年轻的伏尔泰的思想成长，至少要在更晚时期才能接受洛克的思想。洛克不仅有主权在民的思想，还是专门以著作形式讨论宽容的人。

   国际宽容的精神也来自欧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丘吉尔为法德两国和解与合作所设计的战略蓝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如何对待德国问题成了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丘吉尔于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士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对德国有限惩罚即国际宽容的思想，其核心是德法和解：

   众所周知，我们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起源于统一不久的德国徒劳地控制世界的妄想。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的屠杀，超过14世纪欧洲遭蒙古人入侵以来、以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暴行。罪恶应当受到惩罚，德国必须被剥夺重新武装和再次发动战争的力量。然而，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做到，也正在这样做，就必须停止对德国的惩罚，必须采取许多年以前格莱斯通先生所说的“上帝保佑的遗忘行动”。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过去的恐怖转向未来，我们没有精力把因过去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仇恨和复仇情绪带向未来的时代。如果我们想把欧洲从无限悲哀中拯救出来，确实把它从末日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有一个信仰欧洲家庭的行动，和忘记以往罪行和愚蠢的行动。

   欧洲的自由人能够具有出自人类灵魂和精神本能的这种决心吗？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困扰我们的错误和伤害，将被遭受的痛苦冲刷得一干二净。将来有必要为仇恨而流血吗？人类不可教养难道是历史的唯一的教训？让世界出现正义、仁慈和自由吧！每个民族都必须有这种愿望，他们将实现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望。……

   我现在想说一件令你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没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法国和德国，欧洲就不可能复苏。如果我们真正建立欧洲合众国，它的结构将应使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不那么重要。小国将和大国一样平等，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贡献而获得荣誉。德意志古老国家和公国，为相同的利益而聚集在联邦制之下，它们可以在欧洲合众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将不试图为亿万欧洲人民制订一项详细的计划。他们渴望幸福和自由、繁荣和安全，他们希望享有伟大的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和生活在“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下。如果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目前只能这样说，但把愿望变成现实的手段肯定会找到，欧洲组织肯定会建立。

   英国在为人类贡献了克伦威尔之后的三百年，又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