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7日清晨，还不到起床的时间，杜雨就醒了。他自言自语道：“这个梦是好是坏呢？要是大头活着，似乎有个说法儿。”他轻轻地挪动脚镣，尽可能地不吵醒别人。

   大头是去年国庆时枪毙的，一个连杀五命的凶汉，在看守所关的五年里，竟然学会了算卦、解梦之类的。杜雨脚上的这副较小的镣子就是大头死后，传给他的。不然，凭杜雨的个子，肯定会趟上二十八斤的。

   “你不知道犯人们说：‘大头的卦，小尾的话；横批：没准儿’吗？”同号里的一个人想安慰一下杜雨。

   “打扰弟兄们了。”杜雨有些不好意思，“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回到我们老家盐粮汇，河里的冰凌不断地裂开，发出的声音就象我那神经病的奶奶 ‘秋儿’、‘秋儿’ 的喊声。看来，我要走了。”

   楼道里传来了小尾队长的皮鞋声，并伴着他那只玩物儿狗花花的怪叫声。“小尾”是一种半绰号的叫法，他姓马叫伟。在看守所的警员中他岁数最小，又是接他父亲的班以工代干来的，老警员们就管他叫“小尾巴儿”。

   听到马伟队长脚步声。号里自觉地开始起床，收始内务。每天这个点儿，再过十五分钟，喇叭里就喊“起床了”。一般情况下，大喇叭喊时，犯人就都收拾利索了。

   杜雨也不在乎镣声了，快速起来。这时，整个监舍区便是镣子奏鸣曲的时候，各个号的趟镣的犯人优先下地去卫生间。镣子有节奏地在瓷砖地面上抖动，“哗、哗——嗒”，很有节奏。

   杜雨开始找纸和笔，写遗书。另一位同号善意地讽刺他说：“嗨！你真有神经病遗传，才上诉了半年，哪个不是等一年多才有结果？再说，现在河里的冰早化了，与你的梦中不一样！”

   “我很平静，从来没有这么的平静过。真的，好象感冒刚好的那样，清醒而无力。”杜雨边说边写。

   这时各号的门迅速被打开，先被点到名的几个当然是要执行枪决的死刑犯。虽然说在看守所里押上一段时间的人都经历过往外拉人的场面，但人们还是害怕，各号声音立刻象消失了一样。有人小声嘀咕：“花花一怪叫，准有事儿。”

   马伟打开了号们，说：“杜雨，没法了，走吧！”口气中饱含着同情，－－其实就在他上一个班，三天前他还说杜雨死不了，顶多是无期。马伟后面是两个着装整齐、面貌严肃的武警。武警正要上前拉杜雨，马伟急忙拦住：“让他写完吧！”

   杜雨将写好的遗言信纸叠好，放在信封里，往被下一掖，不知向谁说了一句：“交给活着的朋友！”。

   他很轻捷地跳到地上，拿了防寒服，披在身上。回头说一声：“弟兄们，保重！我走了！”

   第二次叫人又开始了。第二批叫的都是公捕公判的，到火车站广场或体育场去亮亮相，再在汽车上周游一圈子，就完了。号里出了个小笑话：有个叫“烫面饺儿”的小岁数犯人，说什么不出去，抱着暖气管子向大家哀诉：“伯伯们！伯伯们！你看，我这么小的年纪，这么点儿事儿，就枪毙。”大伙都笑了。“傻子，你去接判决，回来就知道几年了。说不定，回来就放了。”马伟所长开始拽他。

   号里的犯人们都奇怪，这家伙平时说话说不利索，怎么这会儿，全说清了？他初进号时，两个腮帮子都肿着，说话又紧张，号长戏谑他：“是不是一边含着个烫面饺呢？”他连忙答是。落了个奇怪的外号。

   流传到社会上的杜雨的遗书是写给两个人的。一位是他亲生父亲，从北京出国的哲学教授，连和平先生：“父亲：在静静的河水里，我又看到教堂的影子，我奋力游去。在教堂的梯口，我等你，哪怕见面之后，我将坠入十八层地狱！”写给他正在狮兴河监狱服刑的继父，一位老诈骗犯杜春来的话，也比较简单：“爸：我不能去大墙里与你相会，因为我没这个福份；只盼你千忍百让，再过五个年轮，你还有希望。盐粮汇河边还有位迷茫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