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文集：就那么回事儿呗！──专为叶国柱先生作—

2000年5月30日，经过一个星期的推迟，我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终于开庭了。我心情很激动，因为经过8个多月的分离，我可以见上妻子、儿子一面，尤其我的小女儿。小女儿是在我被抓的两个月后出生的。我在看守所关押时，被禁止会见家属，别的在押人员包括法轮功人员可以会见家属。在看守所里，我多次请求甚至是哀求──我只见小女儿一面，不见任何其他人，但仍被拒绝，只能看经过审查而转来的照片。不仅如此，审讯我的办案人员中的一位负责人当初（1999年9月）还恶狠狠地威胁我：“綦彦臣你别不老实！不老实交待，把你老婆肚子孩子给作掉。”所谓“作掉”就是强行人工流产。后来与太太核对此细节，果然如此：我所在单位的上一级主要领导（姓马，也是我的校友，私下里我叫她“大师姐”）要求与我太太见面，谈一谈我家的“计划生育超生问题”。多亏与我同一单位的一位远族关系人提前告知，我太太才逃过一难。我心里也很感谢大师姐，她经人传话无非是给我太太一个信儿。

坦率地说，我对女儿的想念超过了对案子结果的考虑。因为，当审讯人员发出“作掉”的威胁时，我就按著他们的套路“招供”了，最后发展到连笔录看都不看就签字的程度。

在我被押到法院时，我也有点吃惊：我有那么重要吗？法院院内站满了穿绿衣服的警察（有的还郑重其事地戴上了绿帽子）；回头看刚进来的门口，两位警察在往外推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小伙子嚷著：“不是公开审理吗？”……

在被押著走上楼梯前时，我见到了妻子、儿子，以及尚在怀抱中的小女儿。小女儿伸出手，抓了我耳朵一把。她的指甲很利，划得有些疼，但我很满足，眼泪差差掉下来。

我被押进审判厅后，还听得见太太与法警交涉的声音：“我是他妻子，为什么不让进去旁听？”

法警说：“国安局有话儿，不让你们进。”

过了一小会儿，我又听到我太太大声责问那位曾威胁过我（称“作掉”者）的办案负责人：“我是他妻子，为什么不让进？”──她声音很大，显然是为了让我听见。至于办案负责人回答的是什么，我没听清。后来，太太告诉我说：“他说，开庭的票发完了。现在又改成不公开了。”

如果换了别人会很生气，我倒很平静。我在体制内干了16年，常常碰到这种怪事，也就见怪不怪了──“就那么回事儿呗！”

我当时想，不让她进的原因，可能是国外媒体有给她打电话。后来见面后，果真证实如此。有一家媒体跟她说：“穿得鲜艳点，坐在前几排。”国外媒本也太幼稚了些：一者，人家不会让你知道开庭地点，我家人是在开庭前1个小时才知道具体地点的；二者，知道了你也进不去，你能跟上“与时俱进”的变化速度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让我太太听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2001年4月份，她为我申诉，用特快专递把申诉状寄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至今没有任何回音。当时她等了一周，给省高院打电话，对方只三个字：“收到了。”

──还是那句，“就那么回事呗！”

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我的自我辩护几乎令公诉人回答不了我的反问时，法官丁先生竟然威胁我说：“你要考虑你的认罪态度问题！”

有这句话，不就全结了吗？何必费这程序上的劲呢？既然庭审未完就认定了有罪，直接宣判不就是了！其实，我也心知肚明，判刑的幅度早已商定了。我盼著快到个节骨眼儿上临时休息。因为手铐已经打开，我能抱一抱我的小女儿。临时休息时，太太抱著小女儿进到厅里，我抱住小女儿，亲了又亲。太太眼里噙著泪，我劝他：“大丈夫生又何欢，死又何惧。再说，他们枪毙不了我，这个罪名最多判5年。”一位看似监视我的年轻法警听了这话，低下了头……

整个法庭审理中，让我最得意的地方有两点。当说到这两点时，在场的人都哑口无言了，甚至可以听到书记员记录的钢笔划纸声。她记得紧张而仔细。

第一点是集团利益问题。我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党派利益高于集团利益。”

法官问了一句：“什么叫集团利益？”

我举例说：“比如，1976年党内的四人帮。”

──简短的一问一答后，法庭立刻又陷入了寂静。

第二点是针对台湾问题的。我说：“究竟是谁在阻碍祖国统一，还是个有待细究的问题。”

这次，没有任何人敢向我提问了，包括那位让我考虑认罪态度的丁法官。

（2004年11月28日写于泊头家中，专为叶国柱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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