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偶遇一位曾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工作过的一位编辑，我俩已互相闻名，见面却是第一次。

   他向我解释（也可谓披露）了一件事：1998年，他审过我投给《战略与管理》的一篇稿子，觉得不错，便送主编；主编说：“他是某某的人，稿子不能用。”

   感谢老弟的坦率。我举起一杯酒，对他表达了敬意。为了对他的“话语文本”作出解释，我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是2003年夏一位曾在《方法》杂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方法》杂志停刊前，我写过一篇书评，编辑很欣赏；送主编，主编亦说：“此人是某某的人。”结果，稿子也被“枪毙”了。

   奇怪的是，无论是当年的《方法》还是今年的《战略与管理》有着这么严格的自律（近乎自虐），何以最后也被关掉了呢？

   这让我想起了左光斗诬服的故事。明末，东林党首领杨涟等人为了把自己的案子“拱”到法司（最高法院）去，设计向办案的锦衣卫屈招了有贪污行为。然而，屈招后不仅案子没报法司，反而被勒令退赃。（――既便上了法司也没用，锦衣卫完全可左右法司）。杨涟诬服了两万两银子，但他平日为官清廉，变卖全部家产还不到一千两。家人把所有财产都卖光了，知情人也纷纷凑钱，还是“退不上赃”。结果，全家栖身破庙，两个儿子上街讨饭养着母亲与奶奶。既便如此，杨涟等人也没过关，甚至连个囫囵尸首也没落到。杨涟被土囊压身窒息而死又加了铁钉贯耳，到亲人见到尸体时，肉早快被蛆虫吃光了…

   自虐性审查与诬服道理是一样的。要是落个好结果，还有的说――比方杨涟被判个监外执行，比方《方法》与《战略与管理》被订个限期整改什么的。可，那只是一厢情愿。

   按理说，我该恨两个杂志的总编，因为他们不用我的稿子又不明告原因，但是我的心中实在恨不起来，只有怜悯。他们所遭受的精神耻辱比杨涟好不到那里去。这又使我想起少年时代亲历的一个故事：某年，一妇女被人指称与有妇之夫通奸；两个被捉了“奸”的人立在大场上，争辩“是队长派活儿让俺俩在一起的”；“奸夫”的老婆还是不依不饶；情急之下，“奸妇”脱下裤子，躺在地上，双手扒住阴部，说：“你检查检查，这个地方要是温的，我就认了。你打死我，我也认了！”

   检查的结果有利于“奸妇”，那个地方没湿――既没性交过，也没准备性交的欲望状态。她终于用一次大胆的行动证实了自已的所谓清白…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丝毫不赞成那个“奸妇”的勇敢，倒是可怜她的愚味。 --------------------------原载《议报》第17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