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政党政治，而且最高统治者特别痛恨结党。但是如果从批判朋党的理论反推开来，朋党用现代术语“翻译”可称为“党内民主”或“党内有派”，那么整个王朝政治系统－－就是“儒家党”的一党专制体系。
   
   儒家党一次又一次面临危机，一次又一次地复活，成为中国的文化优越感之一。用金观涛的批判性学术术语说，中国古代社会是“超稳定结构”；但转借医学术语来说，无非是一个“病毒复制”体系。

   
   儒家党真地那么神奇吗？
   
   显然不是。西汉末年，它的基本教义就遭到了挑战。也可以说，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注定要失败。
   
   那次巨大的挑战起源于西汉政治冗长的腐败与人们希望的灭绝，那里发生了“退党风潮”。儒家党的党员们希望赶快出现一个新党。于是，他们开始给最高当权者写信，举荐一个新的领袖，试图打造一个新党。
   
   史书记载：“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见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册，第三八七页，三联1952年繁体版）。
   
   487572人是个什么概念？据人口学专家估计西汉人口均上限为6500万（见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02）。
   
   简单比较，“退党”比例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七点五。也就是说一千口子人，有了七到八个“退党”的就喻示一场大危机的到来。况且，那时候加入儒家党不是送点礼、请请客、宣下誓就行的，必须有些学问，要背过儒家的基本纲领——四书五经。所以那时候儒家党的纯洁度还是较高的。
   
   把“退党风潮”推到极致的是一位几乎没什么知名度的小知识分子。他叫哀章。初始元年（公元8年），也就是王莽称为摄皇帝的第一年（冬天），哀章做了个铜匮（小盒子），刻了两条竹简，放到高庙（祭祀开国元首刘邦的专用场所）里。称刘邦从天堂传话，让老刘家人下台，把帝位传给老王家。高官们趁势而行，把王莽推上了新皇帝的位置上去。
   
   其实，不出王莽，也会出别人。冗长、昏聩、腐败的王朝早已让人腻歪透了。早在哀章把“退党风潮”推向极致之前的十年，孝哀帝刘欣就想主动辞职，非要把职务让给大司马、卫将军（三军总司令兼首都警备师师长）董贤。董贤并不是什么高明之人，只不过是刘欣的男宠即同性恋性伙伴而已。由于有大臣坚决反对，作罢了。但仅仅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有那么多人为王莽说好话而且是直接上书最高统治者的，那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观！
   
   “怎么会发生那么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呢？”一直是困扰着王莽之后复兴儒家党的领袖刘秀的一个大问题。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问题出在儒家党一党专制上，人们只有入党才能提升；而既便入了党，累升的希望又都不大，党的高级官员霸占了绝大部分资源－－什么世袭与恩荫了，一下子让基层的党员没了希望。所以，中下层党员极需要儒家党倒台。
   
   刘秀明白了道理之后，开始培养作陪衬的政治花瓶－－鼓励一部分人不作官，甚至专门公开发表批评时政的议论，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这条道儿基本可行，在关键的时候可以从隐士逸民中拉进一两个人来改善朝政，也就是说让“民主党派”加入到执政党行列来。从标准意义上来讲，隐士逸民的“不事王侯”，还算不上第三条道路。
   
   投靠王莽的那些人，也有不少后悔了的。王莽上了台，原教旨主义宗教热情几近疯狂，有些政策比旧儒家党还要坏。赶走腐败的极右，迎来了谵妄的极左。他们当初的心理只是想快快结束冗腐乏味的西汉，却没想到企盼的东西到手后全然异于设想。
   
   人的最大悲哀无非有两种：苦苦追求一种东西，至死不得，抱着遗憾（或是梦想）进了坟墓；另一种情况是，追求到手后，发现竟与当初所想南辕北辙。
   
   后一种对人伯伤害远比前一种大！一个“逝世的年代”的实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一次作家集会上，我向《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女士表达一个设想：“章老（伯钧先生）完全可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当时，如胡适一样要去了美国，结果会好多了。”
   
   ——议报
   (3/16/2005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