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快60年了，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世界大国的日本究竟在世界秩序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恐怕国际战略研究专家都很难说清楚。
   
   这皆因为在她身上存在着太多的相悖色彩：其一作为加害者（如制造南京大屠杀），她是人类核爆炸的第一个受灾者（广岛长崎的毁灭）；其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军国主义文化基因的国家，在刺刀下接受了民主宪法，成为民主国家；其三在积极承担国际义务的同时，国内的修宪呼吁不断高涨，凡此等等。
   
   然而，这一切并没改变日本作为亚洲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根本性质。威尔逊主义明确地告诉世界：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勃兴的重要“道义基础”就是代表亚洲抗拒西方，从日俄战争（1904）到以复兴儒家的名义侵入中国（1937），无不是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她已经转入民主国家行列快60年了。也就是说日本已经没有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道义基础”了。日本会和欧洲国家因世界市场的份额而发生战争吗？日本会和美国因石油和汽车贸易而发生战争吗？

   
   不会的！
   
   那么，为什么亚洲多数邻国们还愿以前现代眼光看待一个政治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呢？那皆因为他们的政治仍处于前现代状态，仍要靠狭隘的民族主义支持自己合法性渐失的落后政治；或者说民族主义对于一个本来政治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还面临着难以了结的历史情绪（如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日本也就成了一个国际理由。
   
   “亚洲”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文化地理概念，她从来没有欧洲、非洲的那样的文化纯粹性。作为一个前现代的概念，亚洲早该解构了。亚洲至少应该分为三部分：儒教部分，伊斯兰教部分以及印度部分。也许只有在亚洲的分化之后，日本真正才能是世界的日本。如果日本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世界的日本，其标志当然是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不过，作为亚洲的日本之身份的非明朗化确实是一个阻滞因素，尽管这个相悖色彩是外界给定的。
   
   东亚地区在文化上是不宽容的，也缺乏悔罪意识，更缺乏合作精神。
   
   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个承担人类最残酷悲剧的国家呢？为什么那些一直在迫使日本悔罪的政治集团不对自己针对自己人民的暴行，而向自己的人民悔罪呢？－－我想勃兰特的膝盖不只是长在欧洲人腿上的，也是长在亚洲政治家们腿上的。“跪下吧！向自己的人民悔罪吧！为你们向人民犯下的暴行而悔罪吧！”－－谁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提醒他们？
   
   至今，这仍是个大问题！因为那些身背屠杀罪恶的集团、个人心中没有上帝，他们自己就是现世的神圣，又怎么会悔罪呢？
   
   缺乏了宽容与悔罪，自然就会推拒可能的合作：一个六十年的旧帐还在纠缠不清，一个本来就歪曲了国际政治命题又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谎言屡屡加工，成为一个少数人甚嚣尘上的藉口。
   
   任何人也没权力否定少数的意义，唯其如此，在你祭奠有着深重罪恶的政治先人的时候——如走进毛泽东的纪念堂，就应当允许人家以自己的方法表达同样的理念——如参拜靖国神社。
   
   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即大多数在遭受极少数的愚弄的文化中，要是坦言支持日本“入常”，恐怕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来承担骂名。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分子，我不会惮于那样的攻击，我以个人身份表明：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当然，如果印度、埃及能够同时加入，那么整个世界肯定比现在更理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转载自《观察》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