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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熊的双重无知与支持焦国标
綦彦臣
焦国标一首小诗《致美国兵》惹恼了郭飞熊先生,郭公竟然说老焦是在践踏社会基本价值。社会基本价值概念为何物,郭公未予详叙。我想:任何有基本政治史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一个面临剧变的社会中都会存在着两套基本价值。
其一者,政治暴力集团的口号化意识形态,如“天命不僭,世袭罔替”或“传诸万世”之类;其二者,抵抗集团的强烈诉求,如“吾与汝偕亡”或“伐无道,诛暴秦”之类。
焦国标很明显地是第二类,他的《致美国兵》一诗的精神核心是从夏未的民谣翻译来的。那时没人敢指名道姓地骂帝癸(即夏桀),而是以太阳指代他,歌道:“天上的太阳啊,你何时坠落,我愿与你一道丧亡。”
任何人既无法改变历史的既存,也没权力限制别人的重述。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拥有社会批判权力,这项权力不惟西方政治文明所独有,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就有了。东汉知识分子不仅用诗谣批判腐败的桓灵政治如“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史,子为徒”之类,而且还预言了胡人进兵首都(洛阳)的事件如“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
怎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焦国标的自由言说与批判行为却成了践踏社会基本价值了呢?
至于美国的“虐囚门”事件,美国自有她自己的纠正机制,正如她能终止麦卡锡主义一样。在我们这个屡以礼义之邦自居的国度里,存在的不仅是虐囚如强迫犯人跪上数个小时(我亲眼所见),而且监狱里的医生还熟视无睹地看着心脏病发作的病人死去--当我掏出常备的速效救心丸要给一个发病人同犯(他叫温建坤,云南人),竟遭到呵斥:“乱用药,死了人,你负责制”。我们一行七八个呆呆地看着监狱医生若无其事地脱睡衣换工作服,等他磨蹭了十几分钟,拿听诊器来到病人身边时,温建坤的身体已经僵直了…
这是我在被称为全国模范监狱的石家庄北郊监狱亲历的一幕。这是21世纪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然而我没亲见的又有多少呢?
时至今日,中国的麦卡锡主义还在如幽灵般地盯着每位“持有不同政见者”。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拿人家的虐囚事件当挡箭牌呢?我们通过媒体能看得到:美国虐囚的行暴者被判了刑;但我没看到任何一位迫使犯人罚跪的石家庄北郊监狱警察受到任何处罚,更不用说追究不抢救温建坤(致温建坤死亡)的责任人了。
我那时的心情与焦国标写《致美国兵》的心情以及夏末民众的心情,是一样 b68 的。不同的是,我不奢望让美国兵的炸弹炸平那所可恶的医院,而是祈求上帝降硫磺火烧掉它,还有这个充满罪恶的国度。
我一向以宽容自诩,但我永远不会宽容那些见死不救的监狱医生,尽管我没有权力去惩罚他们!
……
坦率地说,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比江时代有所进步了。至少,老焦只是被找借口支出了北大,而未蒙牢狱之灾。(这只是以我的被判刑为参照的!)
一个专横的权力可以消灭思想载体(枪决人犯或焚书籍),但永远无法消灭思想本身。
如果能明白这一点,才知宽容是对两种基本价值的坚持者双方都是有益的。
引用桑格塔和克莱因两人的例子,也许不太贴切,因为她们生活的社会里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基本价值的分化,但是这两个例子确实能为那些(似是而的)混乱思想提供一副醒神剂。
女作家桑塔格因坚持种族主义(歧视白人)而同情穆斯林并支持911恐怖分子,斥白人种族为人类之癌,认为美国受到恐怖袭击是罪有应得,但是,她生存的国家美国都没有追究她。
美国的制度不允许镇压异见。--这就是桑塔格存在的真实意义。
与桑塔格相比,不太知名女经济学家克莱因,也有着大体相似的经历:她反对全球化,在《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No logo:Takivg Aim at the Brand Bwulies)一书中,她宣称:“公司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我们向标识致敬,几乎没有批评机会,因为我们的报纸、电视台、因特网服务器都受跨国公司利益的控制。”然而,她却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赢得了名声和金钱,因为在言论自由的体制下,《不要标识》一书本身就成了品牌。
一个不制造反对者的社会基价值体系或政治制度在人类文明中是不存在的。从夏代的太阳丧亡的比喻到今天美国克莱因的振振有词,均如此。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焦国标报以尊敬。
我们不用猜测焦国标得到他生活的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即政治制度)宽容的原因——是权力一方无可奈何之下的技术性处理还是出于真心求得和谐社会的建成,只承认尊重知性是人性之一,就足够了。
当你用无知的逻辑与贫乏的知识再加上奔放的热情,去虚构一个道德体系时,我仍会对你表示理解。尽管我们观点不一,但我没权力去“消灭”你表达的权力。
不过,应该善意的提醒的是:热情并不代表一切,引用毛时代后期的一句革命语言,是“仅有革命热情还是不够的。”(4/12/200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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