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能看到冼岩公视任不寐和綦彦臣为“自由主义极右翼”的文章（在《新世纪网》），同时，从这篇文章中我也确切地知道冼公是民族主义行列中的人。
   
   知道了他的“犹遮琵琶半遮面”的自我定位，我也松了一口气：好在他不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写作班子的笔名!如果是,那中国连最后一丝希望都没有了。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见过当时国务院研究室的学者，绝对没有冼公这么差的知识水平。
   

   洗公称汉武帝定一尊于儒的说法，大多只有初中历史课本的水平。须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回答（刘彻以政策咨询的方式征求学者的意见），提出的根本理论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发展起来是王莽——刘秀兴起的事了，而且到了刘秀掌政之后，还遭到了正直学者的抵抗，经学大师桓谭称（来源于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不是儒家经典。
   
   刘彻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是道术与法家理论，刘彻起初的用意只是防止纵横家破坏社会秩序，捎带也连上了法家，但对法家还是弃名用实－－如酷吏现象。
   
   所谓“罢黜百家”是一个很意气用事的定论。［我没考察此定性究为何者所确立］－－只从这一点上看，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很粗糙的。
   
   刘彻到了晚年对自己迷信道士的荒唐政治也有所反省。凡读过《汉书》的人，都知道这点。汉家治术为王道与霸道相杂，并不使用儒家的纯德教，被称为中兴之主的宣帝刘询曾因太子主张减法省刑而痛斥后者，气忿地说：“怎么能使用周代的政治呢？”
   
   简言之，刘彻定一尊于儒（倘使真地这么说过，而不是后人定义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就像当年北京民谣讽刺口喊为人民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喊的蓝带，搂的二代，看的黄带。”
   
   须知，任何社会只要在意识形态上挂羊头卖狗肉，就离着整体解构不远了。这种解构当然不是古典型或进谏警示型的“亡国”，而是长长的衰败的开始。
   
   儒学在两汉的地位确认，由两次专业会议来完成（修补），第一次是石渠阁会议，在汉宣帝执政的末期（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离董仲舒答汉武帝问策已经有 89年。石渠阁会议统一了各派学说，通俗地说是制定官方全国教材的行为。由此，更不能说刘彻时就定于一尊了。即便如此，儒学也没真正地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指南，只是一种官方“说辞”。东汉白虎观会议，再一次解决这一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今古经文之争，实际上是再次整合意识形态。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79 年，在石渠阁会议后的130年。
   
   在梳清以上纷繁的历史之后，希望冼公明白一个道理：不学无术，昧于大理，终不是个好事。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在冼公的文章中，还列举了一当代（即当下）的事实：权威主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须知：权威主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中国古代，言论相对开放的时代是经济增长的好时期，尽管经济增长时期并不一定是言论开放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均证明了言论开放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当然，那个时代的言论开放只是体制内言论的相对开放和对民间自由言论的相对容忍。
   
   在国际社会（现在），民主（言论自由为其最重要标识）正在推进经济增长。权威主义所假定的“实行民主必然破坏经济增长”预设是不真实的，即可证伪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已经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国家，在过来5年的发展中，普遍比原来处于同一落后水平的叙利亚、古巴、津巴布韦现仍实行独裁的国家要强。（原来，印度几乎让中国看不上眼，但近两年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已令中国关注起来。）
   
   中国之所以有所谓的“权威主义治理下的经济增长”，其初始动力本是原来刚性意识形态的放松，在经济制度上实行了农村土地的“准私有”——本质上是对全面独裁的一种技术性逆对风向。不然，就不会有“30年不变”、“免征农业”之类的修修补补。
   
   简言之，权威主义如同“定于一尊”是后来的一个总结性概念，它基本上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无关。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无非是对1960年代一种被镇压了的发展模式的“平反”。
   
   我指的那个发展模式是“彭真－林铁－胡开明”体系。当然它的顶端是刘少奇，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云。仔细研究这种原来被镇压，后来被复苏了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仍然坚信：自由，哪怕相对（多限定的）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比照农村土地制度的准私有化，各种资源的加速开发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续航力，其中小煤矿、小铁矿乃至小石油（且不论它们的劳动条件的道义性）为最突出。今天陕西民营石油与官方强制介入的冲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经济增长，各种非道德化力量也迅速介入，这些非道德化力量同样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其中有明显违法特征的房地产行业为其代表。
   
   在经济效绩作为合法化的前提下，不道德的增长受到保护成了一个大问题。政治口号，高喊反腐败；民间力量也在发动“门前政治”，而问题的全部实质仍在于：权威主义（或可称为威权主义）已经面临解构，因为它从来说不是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相反是寄生在第一动力及续航力上的食利者；它已经面临必然选择－－要么认可陷入长长的衰败，要么选择第二（有限的）自由化。
   
   在另一端，作为文化独立体也是共同体的中国，尽管历史有着大量的可习得性经验，但是自1860年以来，这个文化独立体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国际社会。一句话：中国今天的许多所谓“敏感话题”仍是1860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基本问题。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明白，而硬造什么列强环伺外加“美军入侵”，我看不是严重的知识缺陷就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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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pril 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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