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文集：弱势监督造就的短效威慑______论“史鉴言论自由”的虚妄性

弱势监督造就的短效威慑______论“史鉴言论自由”的虚妄性
中国确实存从神谕传统到史鉴传统演变的历史逻辑与史实。
   然而无论如何，史鉴的监督性是弱势的，它的“言论自由”性质也是弱势的。所谓“董狐直笔”不过是极少的典例，就象《强项令》戏剧所着力表彰的少数典型一样，它们的职业道德的杰出性与个体良知的高度和谐成为不朽的“史记”文本。可惜，历史的很少一部分是被这些杰出人士记录的与实践（创造）的，而且又难免于一代又一代合法化需求的改写、腰斩。在如数家珍而非演绎（义）历史的谨慎态度下，我们又绝对无法乐观，因为只有朝代的道德性基因得以传承并显现时，才能出现这些人瑞。董狐笔形成，付出了多大的血的代价？强项令遇上了“明主”，海瑞遇上了谁？
   所以说，史鉴形成的对现实执政者的舆论威慑是一种短期威慑；由此反观整个监督机制，所谓的“监督”只是一种常态的弱势监督。
   史鉴监督的非现时性，是秦以后的突出特点。一方面，起居注式的记载，不再象旧战国纷争时那样，很快就被游士们所利用，用以评价当时的政治，“事件”对当事人的影响大大推迟了。事件时滞更带有另一种传统性制约。一旦王朝处于衰落的前期，“非议先帝”都是被禁止的。且不论这种议论本身就有“体制内”的先天性，仅就它的议事方式、交流范围来说，监督性就十分微弱了。另一方面，历史变成了由后人写的固定模式。后主流的传承中，尽管经过复杂的材料征集、取舍，但最后还是用官方版本来定型。这样“史”便成了“鉴”。所以，体制内儒家的言论精典性记载（如流传于后的名奏），往往推崇三代之治，而君王们对那种榜样性的版本不是认为远而不可考且尊之，就是阳奉阴违。
   如果他们（受谏的君王们）一定要效法史上的“可鉴”，大多是对自己有益的，如封禅之流传、祭孔之继承的宣示性行为。列举两汉事例，豁然可见。刘庄对其父时代的三十二功臣（原为二十八，后增四人）的云台挂像，无非是刘询（西汉中宗，孝宣帝）对功臣画像麒麟阁之操作的一个翻版；而让后人“神话”成高超统治策代名词的杯酒释兵权，完全可从刘秀对功臣一律不用那里找到源头。到了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其多半是小说所云而非正史）是“退而不用”的最下策，到了残暴的洪武皇帝之后人们仍可找到不同版本的“火烧”，凡此等等。如果真的说儒家的经典思想影响了帝王决策，最明显的只借天变灾异来警示后者，碰上统治局面不太景气的时候，皇帝可能直切地下诏求直言乃至于自我批评（罪已诏是也）。但是儒家官僚又长用这一方式来清除异已，引发或明或暗、规模有大有小的政治斗争（权力重新分配）。接下来，本来不是灾的“天变”真地就变成人祸了。
   聪明而非虚伪，没有什么作为但又不想搞得太坏的皇帝们，多少表面上还听些言论的劝诫。这种状态下，官僚们不太可能唬住君王，但还不得不用责任心来激励自己（其中也不乏自利因素－－“彰君之恶，立已之名”的动机确乎存在）；君王明白他们的用意，则不得不虚与委蛇。真正想达到什么目的，双方信息是比较对称的，儒家的经典话语只是一种交易媒介或介质而已。在西汉王朝发生王莽代汉的变故之前，作为宗室远支的刘向，曾多次秘密上奏，言称外戚势力太大，必会危及刘氏。孝成帝刘骜也多次接受他的奏章，表示同意他的分析，但终于没采取削除王氏的办法。真实的原因不是软弱无知，而是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孝成帝的继承人孝哀帝刘欣，比前者更通达，几乎想从容地效法尧禅让帝位给舜的故事，要把帝位让给幸臣董贤。当场遭中常侍卫王闳的反对。言曰：皇统帝业非常重要，您可别开玩笑！后来王闳言犹未尽，写成奏章上书劝止，他说：“孝文宠邓通，只给了中大夫之位；武帝幸韩嫣，也只给了些赏赐。现在董贤无功封侯，位比三公，路人纷议，不合天意。”
   结果是哀帝没听他的话，也没治他的罪。－－可见进谏要真的起效是多么不容易。对于政权更易于此之重的决策，官僚（或言官）们都不预闻，可以推知言论威慑的低效性。
   并非我非要拿这个历史事件来单独地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且我认为刘欣是比较理性的，那么个破摊子无法收拾了，不如甩给别人），在其后的历史衍变中，刘氏终于交了权力，接力者只不过不是董贤，而是王莽罢了。
   刘欣想让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年（冬十二月），在心力交瘁的情景中刘欣又坚持了半年的生命历程，公元前1年（夏六月）他去世了。史家有云“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以宠幸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到了公元8年，王莽取代了刘氏，其间只十年的功夫。
   刘欣在彼时彼境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在今天看来，则是理性的选择。倒是进言者们作为即得利益者，担心权力结构变化后受到损害，迫使君王成为理性的傻瓜。
   既便是较为开明的君王，对言论问题也是采取非常策略的手法，即有自己的选择，而非从善如流。刘秀以能比刘邦更好的无形资产－－从谏为其一种（另如不好酒，对周党、严光的宽容，等），而获得了中兴名主的历史赞誉（而且，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光武优于孝武）。但之于言论，刘秀还有两个无法抹掉的污点儿：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春正月，他逼杀了直言的韩歆（其子韩婴亦随父自杀），这是他执政三十二年上二分之一内发生的事；后来又要杀反对图谶的桓谭，这是刘秀头逝世前一年（公元56年）的事。他说桓谭诽谤圣人，无法无天。只到桓谭叩头致血流满面才饶了他，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
   研究韩歆、桓谭的进言遭遇，真不知言论（儒家）的威慑力有何源头性论证？“岂乏明时”的文斌之论，是虚伪还是自嘲呢？
   在进言者构成所谓言论监督或舆论威慑的同时，进言者们怀有很强烈的个人利益动机，尽管其间以言获幸与以言获诛的微妙关系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投机性使监督或威慑处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状态，因此监督或威慑自然地向一个共谋（或称和谐）的状态趋进，所以在这层意义上，监督是弱势的，它所造就的威慑由“短期”向“无力”状态趋进。
   趋进者的故事太多了，几乎可以写成一部专史，至少可构成中国言论史的一相当部分。从韩非陷于秦狱并阐发的《说难》（讨论游说的技术），到汉武帝时主父偃的言论投机－－他说：“如果活着不受五鼎食，宁可死于受五鼎烹的酷刑”，再到张佚与桓荣之宠，都是一线贯穿的。无论所谓的儒法斗争多么激烈，两类官僚（或知识分子）都不曾实质性地禁止过游说求官的行为（不将它列为不事农耕、游手好闲的违法之属）。而游说求官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君王（或大官僚）知道自己的主张（将言论表达出来，可上书）。已在体制内从事者，有比游士更优越的谋利条件，在国家重大事务上进行言论投机。张佚与桓荣的故事便是如此，它（在史册上）能激励许许多多的士子在诸如皇室废立事务及相前辅助处理的政治操作上投机，皇家的私生活本来就已政治化，从此更纳入了士子们的“监督范围”。刘秀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秋八月，刘秀问大臣选太子老师事，张佚力排众议，不同意任外戚阴氏。光武帝大为欣赏，便任命两位博士分别为太子太傅与少傅。无史料证明张桓二人提前共谋提反对意见，但从桓荣的事后对获利的夸示来看，显然这是一次成功的共谋性进言。事后，桓荣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出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说：今天所获，全靠精研古书所致，你们应努力才对！
   在一些政治人物的杰出表现来看，进言可能是完全道德化的行为，此点在于捍卫意识形态，个人因此也获得名的补偿。但大多名义上道德化进言，实质上仍摆脱不了个人（或集团）功利。提到的桓谭之谏，没有明显的投机性，但在与朋友的私论中，坚持“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的原则。将士大夫与后妃并列而观，足见威慑的无力。
   通观中国古代史中，言论的巨大威慑力是存在的，而威慑的对象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君王（或君权），是官僚的派系。这在东汉王朝的中后期，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整个二十五史（含清），也只有东汉王朝有相对地言论政治环境宽松。这从《后汉书》个体传记中大量引述时谣以及志中专门有谣的记载，得到证明。那时，“举谣言”（百姓对吏治的道德性评论被上报）也成为一种政策措施。著名的党锢事件，更是由官僚体系内派别言论而导致的。（所以，后世所谓禁朋党实质上是禁言论）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陵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朋党的言论并没对君权构成威慑（更免乎“威胁”或颠覆了），只是双方掀起的政治浪潮，让君王感到他乘座的政治龙舟有剧烈的摇晃，选不准让谁来替他掌舵了。最后，便下决心消灭言论。
   李斯在力主开放性（《谏逐客令》）之后，向封闭性飑转，可为说明。针对分封建藩之争（秦始皇拿不准主意，交付讨论，李斯意见占了上锋），李斯认为儒家（含游学者）“率群下以造谤”，不利于大一统的稳定，必取采用国家暴力予以打击：“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绋诣守、尉杂烧之；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的成因。其实，大可不必过分指责李斯的政策建议，烧书的历史悲剧在人类政治文化史并不孤立，极权主义发展到穷凶极恶，或可用之：希特勒在初掌权柄时，烧过书；刚刚丧权的塔利班也烧过书。中国有之，外国亦有。
   经章太炎先生的考证（《秦献记》），烧书政策并没有彻底贯彻，形成两种状：一是“文学辩慧鸩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二是“以斯委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斯赞之矣”。章先生之论，于“大历史”之外、之下见精微，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到法家打击言论，完全为的是权力意志不受动摇。所以，不仅在历史渊源上言官（言论）前身之萨满、筮卜、贞人是君王权力的附属品，而且在进入史鉴时代以后，言官（言论）一旦在主流内表达，便不能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必是专制权力的附庸，况且他们（及其行为）还始终有以才智而“要君”的功利呢？
   进而论之，既然在很少发生“学习的革命”这长长的历史中，统治者们总是为了减少创制带来的风险而力求“复古”模式，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制度搭便车的过程中趋利而避害，即避免历史上的不明智之举，所谓“以史为鉴”者。但为什么悲剧总在重复呢？比如说，韩歆桓谭的遭遇完全可以从明代的“明主时代”找到新拷贝：洪武九年（1376）秋，因五星运行失度，明太祖下诏求直，山西平遥小官叶居升（伯巨）上书指责用法太重，结果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史云：“后无敢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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