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前，刘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写书、编剧演出，甚至立碑留给后代。为什么书、剧、碑始终没有出现呢？    　　在中共党内来说，李葆华这个在北洋军阀绞刑架下牺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钊的儿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节所述那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外，他还做了一件当时任何省委书记都没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刘少奇曾指示他，在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的人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写了个「关于右派案件的报告」，并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全省的右派进行甄别。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怀仁堂。）于是很多干部都胆怯、退缩，不敢再给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准备给陈沂（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甄别工作又停了下来。（注２：《罗荣桓元帅》第八九九页。）可是李葆华就比别人有勇气，决定不理睬毛的指责，坚持「要善始善终搞下去」。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反驳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由于他坚定不移，继续为大批「右派份子」进行甄别，终于一举为几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数全国二十馀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下子平反了几千右派冤案的，仅安徽一省。

   　　自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葆华也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当压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下令煞车了。未能赶上这趟平反车的人，要再继续受十几年的罪，下一班车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到来。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份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覆时，甄别工作突然「煞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岐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会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乡，包公祠至今还屹立在合肥市内。李葆华到安徽没多久，便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很多人称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为，在毛泽东看来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将刘少奇斗倒之后，毛便于一九六七年春将李葆华送上了斗争台。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统统无从谈起了。李葆华被斗时，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当时被打倒的各省的书记一样，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顶「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们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华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李葆华只是许多中共干部中的一个。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许多中共干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随毛泽东了。无数农民饿死这一历史浩劫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悔恨，因为他们当初参加中共的革命，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有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这些干部的心理：「我们过去是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埋怨也是对的。．．．．要承认错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注３：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至于如何「改过自新」，这些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便是顺应农民的要求，使农民再度成为土地的主人。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在考虑．．．．譬如说．．．．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注４：同注３。）

   　　可是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考虑」出个结论来，他们就遇到了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页。）

   　　七月间，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干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注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八八页。）他是有良心的，他带著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呢？

   　　两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身为祸首应当受惩，至少也应像过去的皇帝那样下个「罪已诏」，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这个人间惨剧在他心中留下了什么悔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的确，他曾经有几个月不吃肉，但他并没有认错。在一九六一年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