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六章投入党的怀抱

第六章投入党的怀抱
我成了被争夺的人
   户口，户口，这恼人的户口解决后，我成了一个被人争夺的对象。
   福利厂光荣妈妈请我正式去工作。地区同一里弄的一个生产组也拉我去工作。这个生产组有近30人，是五八年时，在解放妇女口号下，成立起来以缝缝补补为主的一个缝纫生产组，后来生产人造革的童鞋。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成为过去，物资慢慢丰富，人造革的童鞋已无人问津，失了市场，就意味着这个生产组停工，每人每天可怜的七、八角工资（还无任何医疗劳保待遇）也无法开支。
   我面临的选择是：一边是已经走上正轨的国有企业――残疾人福利工厂，我只要平平稳稳地上班，每月工资四十几元还有医疗劳保待遇；一边是需要挽救的生产组――要啥没啥一穷二白，如果我去，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使生产组走出深渊，获得发展。
   处于绝境的生产组的里弄大姐们，知道我有办厂经验，一次次来我家恳求。
   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能施展我的才能。我自信能够挽救她们，而且心里觉得，既然她们诚意请求，我就有责任去。
   我用少得可怜的三百元资金，开始了创业历程。
   我首先在虬江路旧货市场化一百元买下两台旧的小型压机。然后自己做水泥工，排压机底脚；自己做电工，排线路，绕电热丝。我是急性子，这些工作我马不停蹄，一气呵成。我又通过过去的老关系，承接到大工厂的加工业务，于是一个小小的工厂像模像样了。接下来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教会了原来只会缝纫的里弄大姐们操作机器。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一人顶着几个人的活儿，常常在半夜被这些里弄大姐叫醒，揉着惺松的睡眼，起来抢修损坏的模具。这时的我无师自通，我利用去大厂跑业务的机会，下车间，只要是被我瞧过一眼的活，回来后就能自己边做边学边会。我从虬江路又买进一部报废的车床，买了几本车工、钳工的书，在大厂的车间里我多看多思，很快学到车床的技术，自己开车床，自己磨车刀，以修理损坏的模具；一手“三脚猫”的钳工活，也得心应手，什么模具也难不倒我。
   对外我又是一个大忙人，要跑几爿大厂，联系业务。这时的我，只想多接业务，扩大生产，添置设备，待积累一定资金后，走出加工业务的低水平，生产自己的电器产品，不用再仰承大厂的鼻息。为此目的我毫无保留地工作着，不想名利，不计得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工厂发展了，原来的厂房已经不够了，上级主管单位――区手工业局作出决定，把工厂迁往浦东，把浦东的庆宁寺划给我们作厂房。
   庆宁寺亦称高庙，在上海颇有名气。里面的几位和尚就做我们的职工，他们脱下袈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时已经是一九六五年，宗教政策在向左偏斜，这些和尚无可奈何地拱手把寺庙交出。我成了“接收人员”，风风火火带着二十多个青年开进去。大殿完全按我的要求，挖了不少坑，安装了机器。又嫌寺院的山门太土，一点没有工厂的气派，一挥手带人拆了，把门开大，按我的设计改成大铁门，从大门到车间（原来的大殿）铺上水泥路。这样一改变，稍稍改去一些宗教寺庙的味道。
   我把住在大殿东面的当家和尚一家（和尚是山东人，妻子是镇海人，原是尼姑，她云游到上海，受了解放的思潮，尼姑嫁和尚，作了夫妻，生育一子）赶到大殿后面去，再用墙隔开，彻底赶出庙外。我似乎成了改变和尚命运的大官，我这个什么鬼神也不信的无神论者，努力扫除旧的一切，尽可能把这个寺院改造成工厂的模样。
   一个颇为像样的工厂创建成功了，而我的命运却又要我走上另一条生活之路。
   工厂搬迁到浦东后，通过这前后一年多的生产，资金积累了，生产发展了，加工业务稳固，一切走上了轨道。我这个“开国功臣”，不善逢迎拍马，生性鲠直，又有一股傲气。在这个“女儿国”内，我看不惯那掌权女人的那股“媚态”。我没有心机，也不懂去如何争地位。这女人利用我这性格，处处制造事端，以搬掉我这“开国功臣”独享大功，好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六五年秋，我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厂，于是，我这个大傻瓜把开创的基业供手留给了别人，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付之东流。
   恶人总是先告状的。地区劳动调配站听了她一面之词，把我一直压了七个月不给分配工作。在这七个月中，没有了收入，我又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海之中。
   山雨欲来
   闲得发慌的我，每天下午跑沪东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和区图书馆。全国各地的报刊我每天必看，不知不觉我的注意力被引向了政治，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种感觉是模糊的，说不清楚的。我兴趣从西欧文学转向学习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进而又看起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中苏关系急剧紧张且表面化，这时我把我党的“一评”至“九评”的文章集中进行阅读，这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吸引了我，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为何会反目的呢？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就从上述这些著作中寻找答案，可是才疏学浅的我并没有能找到答案，只得不了了之，放弃了这种努力。
   这时报刊上的政治空气越发紧张，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内。在六五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当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我重新把这篇文章读了几遍，文章的最后部分让人吃惊：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我简单的头脑也被这紧张的空气搞得绷起了阶级斗争的弦。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真有那么一些“牛鬼蛇神”在翻案？他们希望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是谁呢？
   不久，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从批北京的一本《燕山夜话》开始，把矛头指向“三家村”――吴唅，邓拓，廖沫沙。我明白了，牛鬼蛇神利益的代表人物果真在党内！后来，报上批“大毒草”的文章越来越多，使我越发感到要出什么事了。
   报上风云涌动，预示着中国的大地上要演出一场大革命。而我自己的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通过我的努力，最后由区劳动局安排进上海绒布厂做临时工，开始了我的“临兄”生涯（上海的临时工队伍庞大无比，临时工们把自己称为“临兄”，带有自嘲的意味），结束了我七个月沉闷的生活。
   这是一家有二、三千人的中型厂，由织布和印染两大部分组成。虽还挂着公私合营的牌子，实际是全民所有性质。它原来的老板是泰兴人，解放前后抽逃资金去了台湾，这厂就由军代表接管后维持生产。
   我在六六年五月初进这家厂。是时，该厂已专业生产灯芯绒和绒布。我被分配在漂染车间，相比我过去的八小时手脚不停的手工操作，目前的工作就显得轻松了。我在岗位上勤恳地工作着，不时还帮助其它岗位上的女工们，我的工作态度，获得大家的好评。我通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和总结了我过去几年的遭遇之后，自认为是我没有党组织的关怀，至使自己失去前进的方向。不是吗？我在浦东的那个厂是没有党组织的，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造成了我的今天。现在我进了大厂，一定要积极工作，靠拢党组织。而这家厂刚完成了“四清”，政治空气非常浓，党团组织非常活跃，我的表现很受到团支书和党支书的注意。
   由于我刚进厂，人头不熟，我业余时间活动还在厂外，我跑图书馆，看各地的报刊。《海瑞罢官》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看着对《燕山夜话》雪片般飞来的批判文章，我与我的朋友们（全是廿岁出头的青年）感到兴奋，但又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与己无关的心情，大家只是把手头的报纸进行传阅，兴奋地议论一番，当然我们的头脑非常简单，真诚地完全按照批判文章的调子议论，认为文化界就是有那么一些胆大妄为的文人，在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毛主席唱反调，以前我们为什么看不出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论调呢？我们的政治觉悟真是太低了！嗅觉太迟钝了！
   我们很认真地设法借来《海瑞罢官》、《燕山夜话》这两本书，争相传阅，想认真地分析批判。但是看了以后，我们抓抓脑袋，感到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有的文章说的道理蛮对啊？于是我们再重新看报上的批判文章，经批判文章一点，就认识到这些书确实是大毒草，我们不能识别香花毒草那是我们的“水平”太低。一天一位朋友从部队借来一本红塑面的《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外国人称之为“小红书”、“红色圣经”的书），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家以神秘和虔诚的心情，互相传阅起来，传到我的手中，我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阅下去，陡然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近了，他的话说得多好啊！
   这些话都是我以前没有看到和听到的，他是处处为我们人民群众说话啊！这些领袖的指示和语录，过去为什么不给我们群众看啊？这里肯定有问题。我断定在文艺界确有如批判文章所揭示的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在与毛主席唱反调。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完全被鼓动起来。
   正在这时有一部电影《三进山城》在上映，我们看了后，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辨别欲在我们心中迸发，我们几个青年对照毛主席语录，热烈地讨论起来，找了电影中不少岔子。我连夜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对照语录，拼拼凑凑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主要运用这样几条语录：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接着，我指出这部电影突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抹杀了党的领导，违反了毛主席的“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重大原则。大笔一挥把此电影划入“大毒草”之列。我在第二天上班时，到厂部宣传科，要求审阅后，给予投寄报刊发表。为此还大大得意了一阵子，自认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自认为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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