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史无前例的大串连
   红卫兵运动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风起云涌。北京的红卫兵带着最新的信息和造反精神涌向全国，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又涌向各大、中城市。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汽车，各城市组织起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极度超载的列车碾压着铁轨，把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来回装载、播撒。学生们天然地互相鼓动，饥渴地相互学习，毫无顾忌地对各地党政机关发起冲击，煽起华夏大地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焰，烘烤着越来越热的政治空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数次接见、检阅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小将，把红卫兵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狂潮，红卫兵们又扑向各地，又向当权派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造反。
   学生们可以自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受任何部门和领导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刊印和散发传单，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毛泽东原本的意图是通过红卫兵运动，用学生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夺回既失的权力，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达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使毛泽东这样做有苏联赫鲁晓夫的上台这一重大的国际因素，他把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的步履艰辛的改革视为修正主义，他把耗尽心血医治大跃进创伤的国家其他领导人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这样想，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那时人人都听到这么一个说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人的身上。
   第三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吧！记得当时我听到支部书记传达和批判这句话时，觉得象是听了什么巫师的咒语，有一种难言的恐惧，唯恐自己言行不慎而被人说“变修了”，好像杜勒斯讲的第三代就是我。果然，支书又说：第一代，第二代老革命家是保险的，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苦大仇深，问题就在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儿子、孙子们。但大出所料的是，修正主义竟然出在第一代，而且在后来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时，有好几大段的关于接班人内容，那是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的批示，里面说到了赫鲁晓夫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批示用了排比式的写法，文字激越有力，斩钉截铁，显示出铲除修正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杜勒斯的预言破产，他有十足的信心。他把杜勒斯的预言视为挑战。他奋起应战。
   战争开始了。战场在中国。
   因此，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杜勒斯挑起的。
   
   工人分成两派
   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五四”运动，仅仅有学生一千余人，就使中国的政坛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则唤起了全国数千万的学生，它完全可以很快达到毛的战略目的而鸣金收兵。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六六年的学生运动像历次学生运动一样，成了引发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如火山爆发，无法阻挡。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欲罢不能，文革动乱遂历经十年，在他离世后方告结束。
   工人运动随红卫兵运动勃然而起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群众基础的。十七年来，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从未真正得到过。目不暇接的政治运动反而一层层将百姓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如果说五七年的“反右”，仅仅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或者说是每个单位按比例划右派，但到了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就不仅是针对少数人了。在高压政策下，基层的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必定变本加厉，搞人人过关，人人“下楼洗澡”。人们反复经历不公正的遭遇，个性在重压下严重扭曲，长期以来，郁闷、不满和对民主的响往，都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学生运动奇迹般的发展鼓起了工人阶级追求民主的勇气，北京来的红卫兵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和“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口号，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越来越红。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士有了敢于起来争民主、走上社会的胆识。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一个例证。
   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全国发表，是一纸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本单位“走资派”造反的号召书。红卫兵在上海的一些大厂中进行串连，给燥动的工人群众注入了催化剂，原来一些受到运动冲击的工人（也不乏一些热血青年工人）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向本单位的党政领导造反，写大字报，揭发领导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十六条、对工人实施围攻和压制镇压群众的“罪行”。
   这时的国棉十七厂正进驻着“工作队”，在搞“四清”运动。
   在这种时刻仍在搞四清，按原定的步骤，不合时宜地执行上面过时的指示，不作灵活的应变，简直是一种迟钝的机械化运作（如果文革开始后，停止各单位的四清运动，停止派驻和撤出工作队，或许文革的历史就要改写）。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的“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要求是那样的冰炭不容，逼使群众的四清工作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矛头直指工作队长施惠珍（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有打就有保，于是在厂内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之间的大字报战。
   保皇派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为主，受党组织工作队的支持的操纵，忠于党组织和工作队。造反派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
   当时各造反派组织中不乏爱发牢骚，调皮捣蛋或者思想品质有点问题的人，平时他们总是运动的“对象”，现在也仍为领导和保守组织所侧目，王洪文的“永忠队”当然不能例外。但是王洪文带着十多人搞了一次北京之行，回到上海后，在上棉十七厂北工场沿杨树浦路的墙上贴出大字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流畅的文笔，叙说了他们在京受到毛主席的检阅，“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字报从标题到用词，力图使一次几乎人人都能得到的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变成北京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单独召见和首肯。王洪文巧妙地达到了暂时缓解保守派组织巨大压力的目的，趁势鼓动群众起来造工作队的反。
   
   “SOS”招祸
   在北工场厂房的最高处，有一幅标语为“SOS”，这是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向串连的红卫兵和外界的革命群众“呼救”。那时十七厂发生大辩论时，确实有不少外单位的人参加，帮助造反派。
   这一洋派洋文的“SOS”标语简练而有新意，但它当然地招来了大祸，保守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以极左的字句，极力上纲上线，说他们造反派是用国际求救信号SOS向从国棉十七厂附近的定海桥复兴岛上岸的国际海员求救，也就是向外国人求救，向帝、修、反求救！吓人的大帽接连向造反派头上扣去，造反派玩火烧身，只好与保皇派进行大字报的生死搏斗。
   六六年十一月初，上海十几家有相同情况的厂，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和支持下，终于走到一起开始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引发了文革全面铺开。跨行业的统一的地方性工人组织的成立，可能大大出乎毛的意外，因为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只能成立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而且只能领导本单位的运动（各单位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清一色由党组织信得过的人组成，可以统一进退号令），这样，形势一发而不可收，一场全面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固然有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但是，如果没有亿万群众积极的、自发的投入与参与，这场运动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烧成一片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