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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文革岁月》沈福祥著
·内 容 提 要
·自 序
·目 录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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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密 谋


   黎 某
   开始,上海只有极少数厂像十七厂那样闹得不可开交,绝大多数厂的运动出奇的冷清。前段时间破四旧、抄家的热闹已成过眼烟云。因为此时各厂的党组织失却了如何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指示。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要求,由党委拟定名单成立的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在随后的造反浪潮中自然夭折了。
   我们厂也是这样,运动已经停顿,每天生产十分正常。在这风雨欲来的盛夏,我与同事黎伯昂开始熟识。
   他是广东番禺人,在家与父母家人讲一口广东话,为人孤僻,不愿合群,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他在平洗车出布的岗位上工作。工作时不同任何人交谈来往,在管好自己的布箱之余,只顾解一道又一道的数学题(七三年中美建交后,他又默背英文单词),他另一个兴趣爱好是能奕一手稳健的象棋,在厂里可称王称霸,是厂里象棋队的顶梁柱,在纺织系统也小有名气。他最奇的嗜好是积攒钱,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要掂一掂,节省非凡,积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而且是悄悄的结婚,谁也不知,省下一笔发喜糖的费用,婚后几年直到五十岁出头不曾生育,存款越来越多,却还是以存单数字的增加为最大的乐趣,这些都是多余的后话。
   他在五八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安徽大学数学系,没有前去报到,却在建设大西北的美好愿望下,前去青海驻沪办事处的门前排队报名,背上行李去了青海西宁市,安排在工厂中做工。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草原劳动,过着艰苦和饥饿的生活,饿极了连草原上的老鼠也去抓来吃。最后,他终于扔掉了一切生活用品,只身逃回上海,照例过了一段临时户口的生活后,被分配到驳船上当临时工。船队航行在长江之中,终日单调地与几名老船工在乏味枯燥的小船上打发时日。抬头是飘着白云的青天,低头是茫茫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面对的就是老船工的谈吃、谈女人,终于又把他吓跑了,被分配到这个厂里做临时工。
   我们是通过大字报认识的。不知怎么的,他也被卷进了“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混战之中,我读了他的大字报,文笔流畅,如他文笔的人在我们车间工人中委实不多。我打听下来,他也是临时工,我就有意识地找他交谈,进而开始熟识,交流思想。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相同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多岁,有相同的经历,要求改变现状,改变旧的一套,迎接新世界的到来,我们完全被当时的宣传和红卫兵的行动鼓动起来了,相比起来,我比他更为激进。
   我的家离国棉十七厂很近,我经常去看他们的大字报,受到的影响就更大、更直接,从他们的大字报中看到他们受到的压制,联系到我过去经历的痛苦遭遇,我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多么英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必要的及时的,既然党内存在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有修正主义,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就必然是反对毛主席的。正因为这些人歪曲党的政策,对群众实行压制,才使我过去遇到这些痛苦。这次运动就是要造这些人的反。
   面对厂里冷清的局面,我想把十七厂的火点燃到本厂来。我就把十七厂的大字报内容讲给他听,拉他一起去十七厂看大字报。
   他劝我放弃这念头,他说:“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费很大的精力,我们不如搞‘临兄’自己的事吧!”
   “临兄”就是临时工,顾名思义是临时雇佣的工人,相对企业的固定工来说这些人是少数,随时有被解雇失业的威胁,流动性大,到了一个新单位后,在工资、劳保、政治等待遇上与固定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临时工与固定工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的距离,导致工人之间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等级,使临时工成了低人一等的工人。在企业中不管知不知道某个临时工的姓名,贯常以“临时工”呼之,这就有意无意地带有轻蔑的成份了。工人之间这种工资、劳保等方面的经济、政治待遇差别,对临时工的有意无意的蔑称,究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歧视。所以,“临时工”这一称呼为临时工们所忌讳。忌讳归忌讳,总脱不出“临时”的命,在这个人为划定的圈子内,总得有一个称呼吧!“临兄”这个既自嘲又平等,带着浓重的江湖味,带着十足的人情味,体现兄弟之间互怜互爱的称呼,被临时工们接受和广泛使用,就像在六十年代文革中冲杀的红卫兵们(日后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生),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自称“插兄”“插妹”一样。此等称呼倒是一脉相承,个中苦涩,非局外人所能体味和理解的。
   他继续做我的工作:“我们临兄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视,没有人的尊严,我们与固定工的待遇也不同,我们不如搞我们自己的事。”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细想也不尽然。我到这个厂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们要紧跟形势,把握斗争大方向,现在是斗走资派。别看厂里冷冷清清,这把火迟早要烧起来。”我把我对运动发展的估计和感觉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这把火一定要烧到各单位的领导层,是整治那些漠视群众利益、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毛主席给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是伟大领袖在撑人民的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的时候了,人民的新天地到来了!
   我的这番话没能动摇他,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干我们自己的事,只有我们自己起来,才能争取我们临兄做人的平等权利。他继续动情地讲述其他单位受歧视而只能忍气吞声的事例。他又一次提起人的尊严,用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
   “尊严”!这两个字似乎是那样的陌生和抽象,但又真实地撞击着我的心扉,过去几年的经历,屈辱而痛苦的经历,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又说,像十七厂那样搞,与我们临兄关系不大,我们还是搞我们的事,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心想,靠我一个人去十七厂串连,一个人回来到厂里煽风鼓动,实在是单枪匹马,势孤力单。厂里的情况我也并不熟悉,我哪有把火点起来的这等能量呢?也罢!我们就在本厂搞我们临时工的大事吧!
   这一转变,也许根本改变了我大半生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两人又把我同班的丁胜成拉了进来。丁欣然同意参加,三人就开始商讨我们的行动:
   先写出一篇批判临时工制度的文章。如何写,写什么,各人谈了不少。我们列举了不少事实和不合理现象,但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固定工发毛主席语录,而临时工却不发,这是剥夺了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权利;诸如把临时工排斥在党团组织之外;诸如剥夺了临时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因此要求争取同固定工一样的待遇,等等,而真正该讲的事,却一条也不能讲。
   商定了内容后,又决定各人回去写一篇批判文章,明天碰头后,按各人的文章,由黎执笔汇总统稿,黎当仁不让,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按时交出了文章,再过了一天,黎就拿出了汇总稿,我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来。
   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对于实质性的问题却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临时工们最怕的就是解雇,失业!对这个问题,我们三人都明白,决不能赤裸裸地提出。唉!文章只能这样做了。文章的后半部是黎的观点,他用了不少笔墨,大声疾呼要争回临时工做人的尊严,这才是文章的真正观点。
   我看完后,有点怕,我提出:“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事实上十七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都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丁胜成一听我的话,马上收去笑容,抢着再把稿纸看了一遍,指着稿纸连声说:有问题!有问题。他掏出香烟开始抽烟,眼睛巴搭巴搭看着天花板。
   黎有点激动地说:“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它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
   丁一言不发,抽烟,在一旁深思。
   我一拍桌子:“好吧!就按你的稿子定下来,我们准备招架吧!等待大家出大字报围攻,批我们为大毒草,开始一场论战!”
   “废旧战斗组”
   厂里的大字报水平我是有数的,肯出来写写的就这水平,我和黎伯昂两人足可以应付自如,绰绰有余。这时的政治空气,已打破了十七年的压抑和沉闷,有点敢说敢讲了,再说黎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要想揪我们的辫子也休想!我拟了标题“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公开信”。我与黎伯昂商量,决定一份投寄上海解放日报,一份就在厂内用大字报形式张贴。我腾抄寄报社的那份,黎用笔抄写大字报。丁胜成还是不断抽他的烟。
   我的那份抄妥,在署名时发生了麻烦。
   丁胜成转弯抹角地迟迟不肯签。我火了:“你害怕了?”他吞吞吐吐只得承认是害怕了,后又干脆表示不参加。我和黎伯昂表示不同意,木已成舟,都写好了岂能半途退出?可他就是不肯签名。黎说不签名就不签名吧,要我把丁胜成的名字写上去。我马上写了丁胜成三个字。丁急了,就从黎的手中拿走了他自己写的原稿。他的意图很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上面追查起来,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可以把自己的原稿拿出来,证明他当初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没有签名。这胆小鬼,随他去吧!我们两人对丁嘲笑了一番。他这时反而活跃起来,不再愁眉苦脸地抽香烟,饶有兴味地看黎伯昂抄完大字报。
   大字报结尾照例三呼万岁。在落款处黎伯昂不假思索署上“废旧战斗组”。从他从容的态度来看他似乎是早已定好了这一名称。
   我一看急了:“你什么名称不可以用?偏偏要用‘废旧’,这太难听了。因为在上海各区都有回收废旧物资的公司,遍布各街道的废品回收站。废旧,废旧,似乎我们这个废旧战斗组的成员都是废物,被人嘲笑起来生路也没有,很容易被人用来攻击、嘲笑。”
   黎却自信地说:“文化大革命扫‘四旧’,就是‘废除四旧’嘛,我们要废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说:“这废旧一词就实质来说是不错的,但终要被人曲解,想到废旧物资上去,何不改为‘立新’,取‘扫四旧、立四新’之意呢。”
   丁马上附和:“对!对对!用立新好!”
   可这位黎老兄独断独行,不肯动笔修改。我只得又退一步,说:“那么用废旧立新战斗组吧!”
   自命不凡的黎,把笔一扔,坚持张贴出去。
   果不其然,有几份大字报出来批驳了,嘲笑我们是废物,说我们是为个人利益。但是这几份大字报并没有抓住要害,没有在人的尊严方面来做文章,不知是他们水平太低看不出来,还是被“废旧”这明显的可笑之处岔开了注意力。等了几天不见有其他的大字报出来,眼前这几张大字报的水准太差劲,我们就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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