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章拉大旗

第十章拉大旗

   静安文化馆
   十一月九日,我早班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三十一棉纺厂,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
   庆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又一幅标语号召人们去文化广场参加成立大会。
   我猜想这一定是有十七厂参加的。中央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他们在冲这个禁令，而且规模好大，在文化广场。苏州人的天地实在太小，那么人多势众会怎么样呢？我很想去看看。
   我徘徊在长阳路上……
   还是回家吧！
   工总司的成立，像在黄浦江里丢进一块石头，没有掀起大浪，没有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就被偌大的上海淹没了。这得“归功”于新闻媒介的严格控制。报纸、电台不张扬，大部分市民们怎么会知道呢？
   第二天，秋雨连绵，临时工聚集和张贴大字报的总工会门口显得有些冷清，往日的人群不见了，墙上的大字报经过连夜的秋雨浸泡，有的已被风吹得掀起半边，有的墨汁溶化字迹模糊，好像热潮已经过去，不会再掀起新的浪潮了。
   我在总工会门口游荡，失落感在我心头闷闷地压着，就这样？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吗？我望着黎伯昂写的大字报，它快要掉了，我趁它还没有完全吹落前，恋恋不舍地再看上一眼，心里想，能在外滩贴上我们的大字报，说出一些想说的话，真不容易啊！但我们的努力会有结果么？
   我失望地转身欲走，突然发现在左上角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张“海报”映入我的眼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制度大会
   落款是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地点在乌鲁木齐中路459号，静安文化馆。
   我反复扫了几遍落款——“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我精神为之一振，竟然已经成立了组织！而且海报贴在这里，十有八九是临时工的组织！这时在我身后有几个人停留在看这张海报，终于慢慢集起了十多人的一群，对这张海报议论起来，虽然没有往日的热闹，但总算有了一点生气。各种信息开始交流传播。
   没有新闻媒介的传播，人们就靠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
   有人说：工总司已经在昨天成立，由于市委不承认，几千人已经到北站，上北京控告。这是传到我耳中有关工总司的第一条消息。
   又有人介绍起这张海报的来历：这个静安文化馆现在已经是上海市委的接待站，那里有郊县的农民在造反，他们是亦工亦农的“四六工”。市区的临时工也有参加的，这个总部大概就是这些人组织起来的。
   什么“四六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由农民参加，我想这大概同我们不搭界。
   又有人说：“农民归农民造反，临时工也有人在搞，这几天临兄们都往那里跑。”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里没有了人群。我思忖了一下：去北站？不！北站不是我去的地方。去乌鲁木齐中路吧！那里才是我去的地方。
   原来在这几天，上海临时工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静安区这条洁净的马路上。这里的“主力部队”是郊县“亦工亦农”的农民，他们由公社、大队组成工程队或者别的什么队在市区的一些大企业中修造厂房搞基建，这些农民在农忙时回去抢收抢种，农闲时开进市区，劳动收入六成归集体，四成归个人，故称为“四六工”。文化革命造反了，他们敢说话了，说这是剥削，要取消这种剥削制度。他们聚集起来，已经在市委接待站造反好几天。市委接待站安排他们在文化馆的剧场里住，他们就依此为“大本营”，没日没夜的“造反”，其形式与我看到的苏州人一样。上海市区的一些临时工参加了他们的造反。与其说是互相支持，倒不如说是相互利用。这些临兄们比我有眼光，比我聪明，我绝没有想到利用苏州人，而他们却想到也做到了，他们利用农民的那股势力，正式拉大旗造反了。
   “测字摊”时期
   静安文化馆内有一个狭长的简陋剧场，座位是一排排的长条椅。在检票人站立检票的地方，放着一张课桌，就这样的一张课桌，起到了联络全市临时工的作用，吸引和凝聚了临时工，一个组织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一重大的举动是得到农民兄弟的同意才摆放的，临时工则以支持农民造反作为回报，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两群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这张课桌全天有人值班，值班人员不固定，也不预先安排，谁有空，谁热心，谁就来。有人来接班了，原先的人就去吃饭，回家或者去上班，完全自觉自愿。值班人的职责是向来访者宣传、鼓动，向来访者介绍这里的情况。来访者也带来各种信息与大家在这里交流。
   值班人的面前还放着一本白报纸装订的登记簿，请来访者登记，当然也有来访者不敢留名的。这本登记簿的设置，显然是为了联络，以备组织人员时起到“联络图”的作用，这又是一个聪明的作法。
   大多数来访者都倾诉了自己的遭遇，要求反掉这个制度，不做临时工。不少来访者已经被辞退，失业在家。有的是得罪了某方面的人，长期不安排工作；有的是因为在单位中提意见得罪领导被解雇；有的是被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嫁祸而代人受过被解雇，等等等等。
   临时工们的诉说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他们要推翻临时工制度，求温饱。
   求温饱，在解放十七年后的上海大都市，这是多么本份的要求！这是多么低级的标准！临时工是人，是工人阶级，他们中不乏优秀分子，只是统统被人为地划入“另册”，成为产业工人中境遇更差的一个阶层，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连处在“一百步”地位上的正式工，都有不少人瞧不起这些处在“五十步”地位上的阶级兄弟。现在，为了反掉这“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是多么的艰难！
   在这静安文化馆的一角，看不到市委接待人员，这里是我们临兄的世界。人们前来倾诉不平或不幸，围在四周倾听的陌路人因为也都有相同遭遇和经历，时常陪下一掬伤心泪。这时，如果值班的接待人善于口才，一定能鼓动起大家，这些来访的群众就会成为日后的基本群众，或成为骨干力量。
   我看到这些自发的接待人员确实做得像模像样，发挥得淋沥尽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确实把群众凝聚了起来。当然，这种初级的串连形式，只能达到相互同情、鼓动的作用，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来访者心中也明白，这里并不是立刻解决疾苦的地方，只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限度的民主，他们才愿意到这里来，把心中的苦水倒一倒，把心中的郁闷说一说，人人抱着希望，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造反”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来访者一批又一批，接待人坐在桌后，与来访者相对而坐，用好言抚慰，用空头的许诺，鼓起人们的希望，犹如算命先生算了过去、预测将来、让人往好里想。这样的接待，后来我们戏称为“摆测字摊”，称这几天为摆测字摊时期。
   这里的工作秩序井然，想出如此绝妙无比的方法，使分散在全市的临时工们有了一个稳定的聚会地点，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为组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我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得出结论，这里一定有人在指挥！然而，这一切是谁在组织指挥的呢？
   足智多谋的老杨
   我渐渐地与值班的接待人员搞熟了，开始参加他们的工作。
   里面的会场内不时爆发出口号声，似乎气氛还非常火爆！我想进去看看，但守门的农民兄弟却挡着驾。算了，不看也罢，这种场面我也经历过。
   过了一段时间，半天，从会场内走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身穿学生装，戴一副眼镜，学生模样，胸别着“大会主席团”的红绸带，他同门口的值班人员交待了一些话，又匆匆进入高呼口号的会场。另一位值班人员指着他的背影说：“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会，大概高潮已过，吃饭的时间也早过去了，络续有人出来，其中一个是戴红绸带的青年，他同另一位也戴眼镜的一起在同值班人谈话。旁边有人把我向他们两人介绍，说我是在外滩贴大字报的人，还参加过苏州人造反。
   我们三人互通了姓名。
   那学生模样的姓费，费敏璋，另一三十多岁的姓殷，殷庆宝。嘿！我们三人全戴眼镜，但他两人给人的印象是十足的书生，费尤甚，他外貌忠厚老实，厚厚的嘴唇，大概不太善于口才。殷的相貌英俊潇洒，从镜片后流出一股老于世故的眼光。
   费握住我的手，说外滩的大字报他看过了，现在外滩的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的海报是他书写的。
   那殷庆宝把头略微抬一抬说：“听说过外滩的大字报。”又用手划拉一圈说：“这里的一摊子是我们两人搞起来的。”一副居高临下的得意。他又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据实说了。言谈中他处处以老大自居，我也不介意。实际上前阶段我们在外滩的工作是做了舆论准备，为他们打下了基础，而他们的海报在我们的大字报上面一贴，全市的临时工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中路来了。
   这时已经形成一个态势，那就是两股势力已经会合，到了形成组织的前夜。但当时我尚未觉察，也没有拉队伍、树山头的念头。
   经过两天繁忙和琐碎的工作，我观察到，这里的领头人，并非是他们两人。费、殷只是台前人物，在后面指挥的真正领头人是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称他老杨。
   老杨的威信极高，他一到，这些人全向他围拢来，汇报一天来发生的情况，领受他的安排和指挥，大家再分头按他的要求自觉地努力地去做。毫无疑问，我的出现和我的情况，一定有人向他汇报过，他们可能在商量什么时候接纳我。我从不靠上去，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看出，他们在考察我、观察我，老杨的目光不时在注视着我。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天了。傍晚，他们围在老杨身边商量问题时，我依然忙我的。过了一会儿，杨把我找到一起讨论。从这时开始，他们不再把我当外人，遇事必有我参加商讨了。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人，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尤其是扑朔迷离，令人迷惑不解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知该如何办，完全凭一股热情和冲动，跟着政治的大潮，随波逐流。唯有老杨这个足智多谋的中年人，在出主意指挥大家，受到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
   老杨。从大伙儿对他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工人兄弟对他的敬佩。因为工人之间一般互相直呼姓名，对稍年长的则称为某师傅，只有对受尊崇的人才称呼为老杨、老王、老李。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秀郎架近视眼镜，白净的面孔，翩翩学者风度。他受到大家的拥戴，他也尊重别人，遇事总是低着头思忖再三，然后抬起头，说出他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他把所有意见分析、比较、权衡、归纳后，再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执行。我们对他的敬佩，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的决定一下，我们就马上分头去办。有时候在紧急关头难下决心，而我们又说不出道道来，他就低头抽烟，随便在什么地方一坐，进行思考，一旦决心下定，就召集我们，或者找有关的人面授机宜，立即付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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