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一章　承认
“兵临”华东局
   淮海路是上海的第二条大商业街，同往常一样，人行道上满是人，商店内人来人往，马路上车流如织，一派繁忙。在中午的阳光下，我们这些造反者高呼着口号唱着歌在淮海路上游行。我想这是为了扩大影响吧！我很想了解下一步的行动，在队伍中我找到费敏璋，他一见到我，拉着我就向队伍的前面跑，我又同殷庆宝、小王会合在一起了，他们告诉我现在是去华东局造反。
   华东局在哪里原先我不知道，想不到就在附近。进入大门后，大片的树木草坪展现在眼前。越过草坪，在中央有连片的卷心菜地，大概是身在闹市，不忘革命传统的警卫部队种的吧！想不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仅是一墙之隔竟有如此幽静和宽敞的绿地。远处是错落有致的几幢洋房，在门口的左近，有一幢小巧精致的收发室，光滑明亮的打蜡地板，洁净的写字台、沙发，里面是卫生间，洁白、明亮光滑的抽水马桶，呈现在眼前，这样的卫生间要用“赏心悦目”这四字来赞美一番。要知道我们工人和普遍市民，住在老式里弄和棚户区里，每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吃、睡、拉全在一间房中完成，成了世上少有的“多功能”的房间，方便用的器具是木桶型的“马桶”，就放在你的床头，使用时臭气在房中弥漫。这就是中国人使用的便具。在文革的后期，我在朋友家中，碰到一位青年，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委的干部，在文革中靠了边――失去了权力，于是他也像工人家庭的子女一样，被分配到房修队中工作（这还算好的，没有上山下乡去修地球），我朋友家房屋大修，这位青年就在这儿工作，他在休息闲谈时，闹了这么一段苦涩的笑话：
   他问我们，在修房中看到居民家中，每家必有一只木桶，他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并说他憋了很长时间，终于憋不住要开口问问。我朋友听了惊诧不已，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不痴不呆，竟然连马桶也没见过，只得含笑告诉他这是大小便用的便具。
   这大小伙子惊愕了，上海市民住房的拥挤和窘迫，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叹地说，他自打记事起，就知道，人是住在花园洋房中的，方便是到清洁明亮的卫生间去的。他单纯地以为别人与他一样，理所当然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无感叹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父亲没有丧失权力，那么他绝对不会当一名房修工人，不会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去，也不会明白，人间还有这样一种生活环境，而且大部分的工人都生活在其中。
   我现在赞美惊叹不已的这个收发室，在半个月后完全变了样子。
   由于华东局下辖六省一市，外省的造反派成批涌向上海，那幢小洋楼已经面目全非，紊乱、肮脏，到处是痰迹和丢弃的纸张，打蜡地板已经失去光亮，满是污泥，由于成千人的践踏，地板已经挠起和松动。更为糟糕的是卫生间，抽水马桶内外全是粪便，整个厕所流淌着粪尿，恶臭冲天，但人群还是不断地进去撒尿拉尿，没法下脚，就在地上填起几块红砖，立在砖上方便，砖旁是一堆堆隆起的粪便。堂堂的华东局的大门，竟然变成这样，真是天下大乱的景像。那时我对红卫兵刷出的大标语：“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感到茫然，不好理解，难道这样就能越乱越好吗？
   我们的队伍就在华东局的大门内集结，在王的带领下等待着。几百人的队伍，竟然全是妇女，想必在外面的马路上还有几百名男性“散兵游勇”在观望。
   这时的小王完全以司令自居，已经完全摆脱了老杨的控制。若隐若现的老杨已经奈何不得他了，小王的四周始终有众多的人簇拥着他，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完全树立。
   正在小王面对群众，背对远处菜地和洋楼演说的时候，突然从菜地的另一面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摩托声（摩托车在当时还很希罕），这声响这么大，看来是有意拆除了消音器，一个青年驾驶摩托车在原地兜圈子有意捣乱，刺耳的噪声掩盖了王的演说。小王转身手指摩托车手，愤怒地高声怒骂：“兔崽子！耍什么威风，你们长不了，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一付造反派的造反气势。但他的声音未必传到那青年的耳朵里，那青年我行我素，仍在原地一圈又一圈的耍威风。王身感自己的声音不足以压住对方，就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有带人冲进去的架势。
   这一触即发的情景，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制止，我看到他们用电话打进去，洋楼里有人出来制止那青年的举动，我们这边的群众才安静下来。
   这远距离的交锋，促使了事件的尽快解决。很快有人告知我们，要我们到衡山宾馆附近的衡山路风雨操场去，华东局的首长在那里接见我们。
   可敬的女造反队员
   我们的队伍离开了华东局，向风雨操场前进，队伍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接见的规格又上升了一层。不！上升了两层！
   我们的队伍在风雨操场的外围马路上集结，等待进场。在这半天的时间里，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面对面与群众接触。队伍士气高涨，充满必胜的信心，大概在这五天的斗争中磨炼了众人的斗志，一种胜利必将到来的预感鼓舞着人们。我惊奇地发现人数陡然增加了不少，把附近的马路都挤满了，在华东局内时仅仅是数百人，现在要看清队伍的首尾已经不可能。这洋溢着欢乐气氛的队伍，似乎只有乐观，没有惧怕。
   妇女仍是这支庞大造反军的主体，她们纪律良好，队列整齐，在原地耐心等待着命令。经过几天几夜的锻炼，她们已经认可我们这些头头的领导，尤其是对小王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当我们出现在她们的面前时，她们纯真的脸上漾起由衷的微笑，欢呼着，切切私议着，有的向我们提一些问题，有的向我们表示关切，对我们这些人几天几夜不睡表示钦佩和赞扬（我在这晴好的天气里却穿着套鞋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招牌了），她们知道我一直没有回家，被感动了，用各种语言来感谢和赞美。
   她们对我有更多一层的关切――指着我的塑料袋内的名册，要我保管好，绝对不能落入当权派之手，否则就会有多少人坐牢啊！我非常郑重地说，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好这些名册。这样的回答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望着她们纯真的笑脸和无拘无束的举止，完全忘却了性别的差异，溶化在兄弟姐妹的友爱中。
   这些妇女多么伟大啊！她们大多有家庭，有父母、丈夫、孩子，在这些天里，从一开始就毫不看风使舵，而是毫无畏惧地跟着我们走，表现出使男人们为之汗颜的果敢、大胆与坚韧。难道是她们的头脑简单，容易被我们蛊惑吗？不！如果这样想，是把我们自己抬高了。
   中国妇女是最了不起的。在漫漫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她们身上戴着比男人多得多的枷锁。男人可以科举取仕，女人却“无才便是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守着贞洁，否则就是潘金莲的下场；纣王暴虐失天下，却被演绎成妲姬的唆使引诱；唐明皇荒淫废朝政，替罪羊却是杨贵妃；番邦强大，威胁中原，帝王即送美女远嫁以和亲；城池被围，粮草断绝，守将竟杀爱妾供军士吃肉。更可悲的是，吃了守将爱妾肉的男人们非但不自愧，反而引起城中一连串杀妻吃肉充饥的惨剧。更令人震惊的是直到解放后的一些历史书籍中还将这个将军的杀妻行为描绘成抵御外侮的壮举。
   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实在是太重了！但也许是数千年特别的重压铸就了中国妇女特别的坚韧，而且这种品格简直变成基因代代相传。因此，九十年代“马家军”破世界纪录如探囊取物一般，以及我们这个三流足球国家的女子足球却摘取了世界杯亚军，是毫不奇怪的，六十年代临时工造反时，妇女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坚定，也是自然的。
   作为临时工的妇女们，她们同时又是母亲、主妇，她们拿着与丈夫同样微薄但对家庭是举足轻重的工资，艰辛地操持着柴米油盐，她们才是家庭真正的顶梁柱。失业对她们威胁最大，因此，她们对生存条件最敏感，所以，一旦投入革命，也最坚定。
   妇女对政治信息的敏感和分析能力、组织能力也许不如男人，造反初始在外滩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临时工，清一色是男子；去帮苏州人造反的，清一色也是男子。男人既敏感，也就胆小善观望，在学校操场上开成立大会，马路上蹓蹓跶跶，有点骚动就滑脚的，又都是男子。但是，当“形势大好”，出来争权夺利的，也是男子汉。我们临时工造反可以说是女人撑起的天下，但是当总部“排座次”时，却仅有一名女子入围。这大概是普遍现象，整个上海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女性都罕见。
   老杨神秘地隐去
   在我们等待进入风雨操场的这半天时间，一种胜利的预感在每个人的心头荡漾，从四面八方来了更多的人，使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对民主的渴望不可阻挡，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和恐惧在不断消除，人们一直被压抑的个性得到了解放。
   在初冬的阳光下，我的脚上还套着雨鞋，手中牢牢地拎着那袋老杨交付给我的造反队员名册，显得有些滑稽，我从队伍的一头走到那头，所到之处是人们的欢呼和热情的问候，不知是出于拥戴还是关心塑料袋的安全，在我的身前身后已经有十来个男人跟着我，他们明确地对我说，要保护我的安全和塑料袋中的名册。他们前呼后拥，从这时开始一直紧紧不离我的左右。
   这些名册，最后并未发挥丝毫作用，这是我的失策，在后来的工作中，日夜繁忙，无暇顾及，一直搁置在一旁，甚至没有再去翻看一下，最后在一九六七年年底，在王继鑫（小王）被捕后，我自忖早晚亦要被捕，并有抄家的可能，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被我付之一炬。
   从这一天开始，我真正以一个头头的身份开始造反，组织活动，我的思想获得解放，我不再妄自菲薄，不再认为我非要听人家的。
   这时，我忽然注意到老杨已经神秘地隐去了！从这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什么时候隐去的，谁也不知道。大约是队伍向风雨操场前进的时候吧？他为什么隐去，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深谋远虑的他已经看出我们这个组织不祥的迹象，嗅出了潜伏在四周的凶险，而他又无法驾驭局势；更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群众已经起来，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其他几个“头头”已经能够独立处理事件，他感到帮助临时工造反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自己如果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他的非工人的身份将危及这个组织的生存，故而悄然隐去。喔！这足智多谋的老杨，这急流勇退的老杨，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老杨，这睿智练达、有着美满家庭、不像临时工出身却又在为临时工利益而呕心沥血的老杨，你还好吗？你和你那美丽的妻子、俊俏娇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你们能看到这本书吗？
   从风雨操场开始，领导权已经完全在王、费、殷的手中，凡出头露面的必须有王的参与。没有了杨的幕后指挥，一切突发的事务必定要我们这几个人当机立断。这时我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在我的身前身后自动汇集的保卫人员，凡事前来听命于我，这因素也促使我在惊喜和得意之余，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决定和主张，客观上造就了我的头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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