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通令出笼
   这场“草头王”的纷争，经过一夜的明抢暗夺，在天亮时结束。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正式“开张”，匆匆地跻身于上海造反派的行列中，在造反征途中摇摇摆摆地走了一百天的行程，最后被抛出了历史旋涡，结束了造反历程。
   总部常委的第一件大事是出了第一号通令。
   这是根据华东局承认我们的签字文件的内容，发出维护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通令：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号通令
   根据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本司令部特发出如下通令。
   一、即日起，除本司令部工作人员外，未经通知的临时工、外包工一律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一切后果均由其本人负责。
   二、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凡自觉参加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及其他的革命同志，他们所属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不准辞退，不准处分，不准围攻，不准扣工资）。如有违反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在两星期内（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复工，按排工作。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执行。（黑六类除外）
   此　　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乱哄哄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暂时就在文化馆中开始了我们公开的活动。
   一切从零开始，在我的周围重新集结起一批人，但当初我并不起用他们，我厂里的黎和小李子，成了我的信任之人，小李子成天为我跑腿。
   这两天我们通过联络员（市委的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陆续要来了几辆旧自行车，他又送来了一百元经费，华东局答应刻制的公章也送来了，这枚公章就在费的手中保管使用。通过这枚公章，我们马上自己出具介绍信，去刻制各部的公章，打印了总部的对外介绍信。
   我们还没有袖章。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经有了袖章。殷、费毫无办法，只得到专门的商店去定做了几十只袖章，但只够总部的人员使用。这些琐碎的事全由殷、费、王他们作主，我在全身心地忙我庞大繁杂的组织工作，一时还毫无头绪。
   两处洋房总部
   这时对总部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总部的所在地。在文化馆中长驻下去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冷淡，极不欢迎我们的存在。再说这里又是市委接待站，大家有诸多不便之处。我们向市委提出，要求给我们房屋。这要求通过联络员的传递很快得到满足，黄昏时联络员手拿钥匙，请我们去看房接收。
   殷庆宝与我一起去看房，那联络员领着我们到江苏路的一幢洋房。这幢房子，小巧精致，房间不多，他领着我们上下走了一遭。我们发觉里面已经驻了一个支农职工的造反组织。他们是在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工业战线紧缩时被动员回乡的城市职工。一般来说，这些职工被动员时都受到一定的压力，很不情愿地回乡，到了农村或多或少遭遇到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当地政府又不能解决。他们看到原先的同事仍在工厂，有稳定的工资，享受劳保，心中能平衡么？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有了些许民主，他们也起来造反，编织起回城的梦想。
   支农职工造反组织的几个人瞪着双眼，疑惑地看着我们。我感到不解，明明是来看房的，为何里面已经有主了呢？问联络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倒反问我这房子好吗？他已经看准了我这住在下只角的人对此洋房的惊羡之态。老实说这房子很好，他就说这房子是给你们两个组织合用的。殷庆宝一听此话，拉着我就下楼。联络员只得跟下来，陪着小心说：“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你们去看看。”
   这另一处是花园洋房，在愚园路987号（江苏路口）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进了面北的铁门，一条水泥路通向南面的草坪，进门右首是进房的门，门内是厨房和储藏室，穿过厨房朝南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面对花园草坪的一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厅的中央是一只椭园形的红木大圆桌，北面的墙有一只大壁炉。二楼分成好几间房间，均很小，北面有一间浴室，浴室内有一只燃煤气的热水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奢侈品。在北面靠愚园路的楼顶有一晒台，晒台是全封闭的，上面全用玻璃棚罩住，滤去尘埃，只有阳光照下来。我惊叹这家原来的资本家主人，住的房子这等奢华，设计得也很周到实用。但是我也笑这家主人，只想隔去外面马路上的灰尘，岂不知在这样的玻璃棚内晒衣物，阳光中的紫外线却全被玻璃阻断，失去了杀菌作用，真是化钱干蠢事。
   这整幢房子的东西和家具已经搬空，仅在客厅内留下那张椭圆的红木桌和几张红木椅子，想来是它太大了，别的地方容纳不了才留下来的。这房子太棒了！比刚才的一幢要大，还有花园草坪，全幢房屋静静的，没有一个人，我不等殷庆宝开口，就把钥匙收下来。
   然而，精明而又贪心的殷庆宝另有一个心眼：
   在乌鲁木齐中路11弄11号有幢三层楼的洋楼，资本家在这两天要被扫地出门，街道办事处要搬进去（正规的行政组织也趁火打劫了）。这幢楼离他家近在咫尺，离静安文化馆也很近，他提议我们抢先占领下来，街道办事处算什么？我的考虑是：乌鲁木齐路是我们造反的“热土”，全市的临兄都知道乌鲁木齐路，总部设在这附近好。对！抢下来。
   第二天上午，带着大队部几个人，随着殷庆宝，穿过华山路就到了。这是一幢红色砖墙的三层楼房，我们这些人无所顾忌地闯了进去。房屋的主人一家男男女女全集中在楼下，他们龟缩在一边，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这些膀大腰粗，臂上戴着造反队的袖章：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
   红色袖章具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力。这家人一定经历了几次抄家，红色恐怖的阴影一下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簌簌发抖的姐妹俩互相偎依着，瞪着惊恐的大眼，时而看着我们，时而垂下双眼。
   我们毫不理会主人的存在，傲视一切地直上二楼、三楼巡视一番，大家对这诺大的一幢楼房感到满意，决定占领下来。我们回到楼下，他们一家人仍卷缩在一边簌簌发抖，等待我们的发落，两个姑娘用可怜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一家人的身后是几捆包扎好的衣物，还有一些杂乱的日用必需品和几件旧家俱。那最老的男人大概就是资本家，他坐在角落旁，边上有两个女人站着（事后知道是大小老婆）。两个姑娘大概是他们的女儿。
   殷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搬走？”一个大男孩胆子稍大，抢着说：“办事处要我们明天搬走，后天办事处就搬来。”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殷说：“我们是造反司令部的，这房子我们要作司令部用，你们马上就搬走。”
   那资本家老头颤巍巍地站起来，面露难色，低着头不敢吭声。那个年岁大的女人指着地上为数不多的东西叹了口气怯怯地说：“家里全是女人，男人全去上班了，讲好是明天搬的。”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确实不多，仅仅是楼下堆着的一点物件，但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她们，靠手提肩杠确实办不到。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我对殷耳语道：“我们必须在今天占领下来，抢在办事处前面，我们从大队部调些人，帮他们搬场，那我们不是今天就能进来了吗？”殷点头同意。
   殷对大队部的朱力军说了几句，要他立即行动：一部分人搬场，一部分人就把房屋看管起来。朱力军就对那老头说：“我们马上派人帮你们搬，你们老老实实做好准备。”
   他们唯唯答应。实际上他们就这点东西了，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那个大男孩听了似乎有点高兴，马上动作起来。唉！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的房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一下子到手两处。我们把愚园路的有玻璃晒台的洋房作为对内的总部所在地，不公开。把乌鲁木齐路的三层洋房作为对外公开的总部办公地。
   归还零用钱
   中午啃了面包后，我带着黎和李去我们乌鲁木齐路的总部。底楼已经有大队部的人在值班活动了，他们占据了一半房间，负责总部的保卫工作，另一半作为总部的接待室。人马有了，地方有了，又得到了正式承认，这接待工作反而没人管了。但我认为接待工作仍是重要的，就划入我的组织部，归我领导。
   二楼归宣传部使用，留出一间作政治部。三楼给组织部、后勤部和王的秘书处使用（实际上后来王把愚园路作为他的秘书处办事地）。
   我们进去时，二楼三楼的房间是全部被封着的，我们撕去红卫兵的封条――这一条条四指宽，两尺来长，写着潦草的“红卫兵封”的白纸。说来真奇怪，这么一条薄纸斜贴在门和墙的接缝处，房屋的主人就不敢进去，失去了财产所有权。财产的合法主人没有谁会狗胆包天去触动这些封条，因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红卫兵封条像征着阶级对阶级的专政。
   但这封条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随便撕去它，因为我们是造反派，我们是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造反”，就可以随意取用资本家的财物。
   但是，我们却不敢随意处分这些财物，我们完全明白这些财物是充了“公”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东西。
   打开一扇扇门，房间内凌乱的景象映入眼帘，一些衣物、用具杂乱地扔在地上，箱子和大橱门全打开着，床上堆着被褥之类，一看就知道，这家人经过了反复抄家，最后一次抄家注定了“扫地出门”的命运，仓促地被赶出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只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怜的生活用品，绝大多数被四指宽的白纸夺去了所有权。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家最悲惨的就是扫地出门。一般的抄家，仅仅是抄走一些金银首饰、存款、现金、字画文物和值钱的东西，使经济拮据，但日常生活起居还不致大受影响。但是像这家人被扫地出门就惨了，房屋没有了，搬去居住的地方必定很小很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况且那时凭票计划供应，尤其是棉布，所以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这些有床有橱、杂乱无章的房间，我对黎说：“房间中全是资本家的财物，这不好，以后说不清，我们还是要这一间房吧！”我指着一间面对楼梯的儿童活动室，因为那个房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儿童小床和各种玩具，玩具之多，像托儿所幼儿园。他没顾上说话，只点点头，马上动手把小床玩具统统搬到外面的走廊上，一点不剩。
   总部其他各部的好汉们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留下了沙发、床、大橱、被褥之类的东西，搞得不伦不类，说是办公室吧，有床，说是卧室吧，又有办公桌。只有殷庆宝的宣传部那个有大阳台的大房间还算好，像个样子，但最好的皮沙发归他了。
   我环顾我的办公室，觉得很得意，因为屋内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任何财物，手下的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办公桌，把我这组织部办公室布置得蛮像样。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办公室，今后经济问题绝不会搞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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