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三章万人大会后

第十三章万人大会后
羞羞答答的万人大会发言稿
   会前我们曾召集各区分部的头头开会，征求意见。由王继鑫、郭文美物色一些基层同志上台发言，这些发言稿事先均经研讨，反复审阅，就连王继鑫的大会主席发言稿也经常委再三讨论，谨防出错，这篇发言稿是由郭文美费尽心机，化了几天时间执笔起草的，应该说写得好极了。
   这篇发言稿。实际也是大会的宗旨：它针对社会上指责我们“斗争方向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各项要求只不过是经济斗争，完全没有政治意义”的指责，自问“我们的组织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方向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这样一个论题。然后郭文美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证，她最好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毛主席语录，她引用了这样一段语录：“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她运用了这段语录，导出如下一个推理：
   “临时工和外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残余。雇佣临时工和外包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少的投资或成本来取得最大的利润。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呢？这完全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利润挂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与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挂帅’是针锋相对的”。既然这是资本主义的黑货，那么就对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起阻碍作用，阻碍群众思想革命化，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最后承认自己是在打经济仗，但我们所打的是一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谁战胜谁的仗，这不是纯粹的经济仗，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真难为了郭文美，用她那生花妙笔，把经济斗争归入到毛主席阶级斗争的麾下，为我们寻得一顶保护伞，在当时，这样的推理方法，不能算是牵强附会的。
   但是，整个文章恰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不要做临时工！
   文章羞羞答答，极不情愿地绕开了这样简洁明了的一句话。实际上谁的心中都明白，局外人也好，自己也好，就是不能把这句话说出口。这时我想起了姚红，他在外滩的大字报就旗帜鲜明，明白无误地说出：我们不要做临时工！诚然，如果让他写万人大会的发言稿，也未必敢说出这句真话。局外人也明白，临时工造反，就是不要做临时工，但局外人也不愿在正式场合说这句话。
   临时工不愿做临时工，这是多么正当的要求。局外人绕开这句话，就能指责我们“为私造反”“打经济仗”，“斗争大方向错了”。在这“假、大、空”说假话的时代，大家就是用假话蒙人、吓人、整人，也用假话来打仗，用假话保护自己。
   我之所以阻止王继鑫“打经济仗”，把他的行动贬为“单纯军事观点”，原因是这样搞下去于我们不利。非但不能集中精力搞组织建设，壮大队伍，同时也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经济口号都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气氛极不和协。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提出打倒市委的口号，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和行动，但我们至少要紧跟形势，以求得组织的存在。那么从发言搞来看，也仅仅是为自己脸上贴金，披上革命的外衣，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造反派而已。然后用这样的外衣，达到这次民主运动的目的――不要做临时工！
   但是，理论上的保护伞是虚无而软弱的，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没有一个人能用理论来保卫自己，商鞅、李斯是这样，施洋、李大钊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组织从未说出“不当临时工”的话，但是，到了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中央的通知，把全国的所有临时工造反组织一网打尽！
   万人大会
   十二月八日晚上，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万人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准时召开。这次大会王继鑫请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来参加，他们与我们这些头头一样，坐在台上受到嘉宾的礼遇。
   我当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为我留有席位，但是我却不愿坐，我的工作人员再三要我去坐下，我只是坐了几分钟又离席。一方面我不习惯坐主席台，另一方面这次大会又分派我负责保卫工作和大会琐碎的工作，不时有人来与我耳语，有需要我立时三刻处理的琐事，请示解决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显得非常繁忙，不时离席，那干脆就不坐了。
   王继鑫在作大会主席发言时，其翩翩演说风度博得了满堂彩声，加上郭文美的讲稿，给了王充分的表演机会：“同志们！战友们！你们说，我们这次万人代表大会的方向对不对头呀？（众：对！）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不是一致呀？（众：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将这次大会开好？（众：有！）我们能不能够将这次大会开好？（众：能！）”会议开始不久，这四个众口一词、响亮划一的“对！是！有！能！”台上台下的问答合应虽然是肤浅的，但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是王继鑫的专利，他的拿手好戏，换了别人就达不到这效果。
   接下来是费敏璋和下面基层代表的发言，对临时工制度空对空地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虽名为造反派，但并没有红卫兵们那种时髦的激烈行动，没有把市委的任何“走资派”揪来批斗，也没有提出什么当时风糜的政治口号：打倒市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突然掀起了一个热烈的高潮：王继鑫宣布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为我们的名誉造反队员，殷和费为他们两人戴上我们造反司令部的造反队臂章，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在后台看着这一幕颇为吃惊，这是即兴而作？还是事先就安排好的？看着殷、费、韩、黄四人笑容可掬，紧紧握手的场面，对耶？错耶？说对吧，打倒混进党内的走资派的口号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如火如荼，红革会、工总司在拼死与上海市委厮杀，保皇派赤卫队与工总司、红革会几十万人搅在一起，这是一场没有妥协余地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我们却让要被打倒的“走资派”成为造反者，这岂不滑稽？说错吧，没有错，共产党的领导是万万不能动摇的。
   全场群众的掌声和会议掀起的高潮，表明我们这支造反大军，确实是一支日后称之为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我们常委的思想和行动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和政治目的。
   望着耀眼的灯光，一阵阵睡意袭来，真困啊！会议行将结束，我急于安排我的工作人员作结束的撤离工作，在后台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录音器材等用具，这时我好像听到王继鑫在会场上宣布着什么事，台下一阵喧闹之声，群情激昂，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在意，急急指挥人员撤离。
   回到总部后，已经半夜时分了，我真想有一只床好好睡上一觉，连日的劳累和缺少睡眠，床成了我的第一需要。我骑上自行车向市区东北角的家中驰去，空荡寂静的马路似乎特别漫长，一阵阵睡意袭来，我一面骑车一面与睡神搏斗。快到家了，还有二、三分钟就到家了，一阵轻松，不由自主，放慢了速度。眼皮沉沉的，能睡觉了，马上能睡了。突然我撞上了堆在马路边修路用的石子堆上，连车带人栽在上面，呵！真舒服啊！我混身肌肉放松，眼皮怎么也睁不开，睡吧！这是最好的享受……。大概只是几分钟吧，或许只有一分钟，这是我一生睡得最美的一分钟。醒了才知道睡在路上，觉得身上没有什么痛的感觉，粗粗检查一番，自行车也没有摔坏，骑上它很快到家，轻轻地上楼，一头栽到床上。
   醒来已经近中午了，我匆匆离家回总部，自行车不敢再骑了，乘车回总部吧！那时，造反派可以买到不贴照片的公交月票，谁都可以用，我们总部买了后，就几人合用，谁要公出就拿上用，事办完了回来，再交给后来的人用。我也拿了一张。
   到总部已经是中午过后了，踏进大门感到一种少有的寂静。人都到哪里去了？走进三楼组织部，杨福海马上迎了上来：“噢！小沈你来了就好！今天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一楞，环顾四周，办公室内就他一人。怎么啦！
   援救工总司
   原来在昨晚，大会快结束时，工总司的戴立清前来文化广场，被我们的纠察拦在门外，由我们的纠察传进一张字条，直接送到王继鑫的手中。这是工总司请求我们支援的求援信。
   戴立清是工总司的人，传闻也是临时工，他曾参加过“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发生后的两天，曾有一张铅印传单到过我的手中，上面的落款是安亭事件中的工总司中的临时工组织。无法证实这一组织和这份传单的泡制者是否是他。在我们这些常委会头头中，绝无一人参加安亭事件，我们与戴立清素不相识，甚至没有见过面，在后来的造反中再没有任何来往。我们与工总司无任何组织隶属关系。绝不是二十年后有人著书立说，说我们“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是戴立清。这一历史史实全盘搞错了，该书作者用文革的思考方式来对待历史。由于四人帮是罪人，那么戴立清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戴亦也罪人，戴是临时工，戴是当然的“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那么“红色工人”亦是有罪的组织。作者仍然用文革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无视了历史的真实。单凭这一点，我也要写出这本书，澄清“红色工人”的历史真相！
   工总司的求援信要求我们派出队伍前去支援被围在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造反派。造反派和少数红卫兵被赤卫队围困在一幢房中，已经断粮几天了，情况危急！王继鑫立即在将要结束的大会上把此求救信宣读起来，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台下的群众作紧急动员，要求二千名队员前去解围。
   群众听到有此等法西斯暴行，全场哗然，群情激愤，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但这支队伍并没有总部的常委带领，仅由几名总部的工作人员带着。群龙无首，在去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路上走散了一些，到了该厂后与赤卫队发生冲突，结果又散去大部，剩下的少数人被“俘”，与原先被围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和红卫兵一起被关在厂后部的一幢独立房屋内，反而弄巧成拙了。逃回来的人来总部报告了这些情况。
   杨福海继续说下去：“今天上午，工总司的戴立清来我们总部，要求我们与工总司统一行动，立即调动队伍前去救人。殷庆宝要组织部调动各厂队伍前去。我对殷说：小沈不在就调队伍是否妥当？殷庆宝说这是常委会讨论后的决定。我就执行了他的命令，已经向各分部、总队发出了书面调令，要求各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离开生产岗位，采用各种办法，前去沪西体育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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