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四章组织改名

第十四章组织改名
王洪文过河拆桥
   第二天，费敏璋约我一起去工总司与工总司搞宣传的王腓力碰头，把两个组织的联合声明内容定下来。我们到了约定的一幢花园洋房。工总司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在花园中等候，连房门也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见一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拳。费对我说，这人是“炮司”的头头。
   “炮司”是上海一个很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人员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就其影响来说，大概仅次于红革会，其头头是胡守钧，后来在炮打张春桥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上海很有名气。
   费把我介绍给他，那炮司头头并不停止打拳，仅仅点了点头，算是对我的存在表示看见了。他的杨式太极拳打得很慢。一套拳快结束时，时间用了近半个钟点，我们也就等了这么长时间，王腓力才出来，费敏璋为我们相互介绍。王腓力一点没有想把我们让进屋内的意思，他站在台阶前对我们说：“现在没有空，联合声明已经付印，印好后，会给你们去张贴的。”说完就把我们扔在一边，同炮司头头走了进去。
   我那个火啊！我们是为了你们工总司打头阵的，今天我们上门了，竟受到如此的奚落，竟连“炮司”的学生也不正眼看我们一下。
   回去的路上，我窝着一肚子的火，埋怨起费敏璋来：你这个书呆子啊！办外交办得如此的糟糕。我一路数落他，他倒非常有涵养，任你怎样说，一点不生气，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我心中明白，社会上瞧不起我们，革命，造反就是为了铲除这不平，但我越来越感到就是在造反派中也充满了这种世俗的不平等！我们只是受了王洪文的利用，当了他的过河卒，他一旦感到危险消除，立刻过河拆桥。
   我们的组织实在是太稚嫩了。我们“出生”才二十多天。我们来自各工矿企业受歧视的阶层。我们一直做着最下等的粗活儿。兴许是长期的养成使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总习惯说“是”而不习惯说“不”。所以，我们在文化广场第一次以万人大会的形式向社会显示了强大的组织实力之后，当天晚上就以十万人之众诚心诚意地去援救他人，援救我们以为是阶级兄弟的工总司，援救已经有了地位并且曾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王洪文，丝毫没有意识到被人利用。在胜利后竟然与王洪文约定去工总司的总部去商议大事而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总部开这样的会。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拿”别人一把。今天受此番羞辱，能怪谁呢？真是自作自受！
   这时，我想起了老杨。如果足智多谋的老杨还在，我们会受此番羞辱吗？
   工总司对我们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决计要改变我们的形象，提高我们的地位！
   首先要改变组织名称！
   更名为红工司
   经过一天的深思后，认为更改定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再简称：红工。
   不是吗？那时崇尚的是红色，唯有红色才是革命的象征。“临时工外包工”的名称太俗气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为私、为自己的利益造反，在当时左得出奇的政治空气中，对我们太不利了，难怪工总司、红卫兵瞧不起。我们也是上海的产业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呢？再说，我们的组织已经足够壮大，已经在上海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到了更改名称的时候了。既然我们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组织，工总司已经响彻全国，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又要有区别，那就在工总司的全称中加入红色以示区别。
   我在当天晚上的常委会上，把改名的事郑重地提出。
   我先把白天所受到的奚落和冷遇，愤愤不平地向全体常委叙说了一遍。郭文美和王继鑫也怒形于色，尤其是郭文美愤愤地说：“解放已经十七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显得这样的不平等。他们凭什么歧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为什么要受人利用？今后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热面孔贴冷屁股的事了，我们要独闯我们自己的路！”
   我接上她的话头，把我白天经过深思熟虑的名称向大家提出来，马上获得全体常委的叫好，尤其不是常委的常委郭文美拍手叫好。改名获得一致通过。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我又提出了袖章问题。我说：“在色织廿四厂的行动中，我们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又是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组织，但竟然至今没有袖章，群众对此意见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成何组织？人家工总司赤卫队全有了，唯独我们……”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平时他们能抓权的地方，绝不会想到我，能抓的权他们早就抓了。但是我相反，该做的事我也并不去麻烦他们，能做的事就抢着做了。袖章问题他们何尝没有想过？他们也去了印字工场，但只解决了上百只，只够头头脑脑们戴着耀武扬威。要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他们就没有这份“闲心”了。我带着刚才在更名问题上的得意和兴奋看着他们的窘相，一时在肚中暗骂，你们这些无用之辈，只知抢权，打自己的小算盘！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还是殷庆宝，充分掌握了我的性格。笑眯眯地对我说：“这袖章问题，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殷庆宝在内，一点也没能力解决，只有你组织部长除外。再说这也是你组织部的职责范围呀！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全靠你带队冲进去呀！连赤卫队内部也敢去闯一闯，在座的谁人去过？你连‘红色工人’这个名字都想得出，袖章问题也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殷庆宝一顶顶高帽子飞来，郭文美也从中起哄，恭维着我。我听着挺舒服，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四十万袖章问题的，看来非我莫属了。飘飘然的我一拍胸脯：“由我解决！”
   抢红布做袖章
   第二天，我召集组织部人员的会议，商讨袖章问题。大家都感到棘手，纷纷说其它东西我们可以用市委拨给我们的经费去购买，但棉布是国家统购统销凭布票供应的，四十万只怎么办得到？
   从大家提出的这个简单理由来看，我们组织里的人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像工总司和学生组织那样胡来。我们向市委联络员提出解决红布问题，遭到市委联络员的拒绝。似乎无路可走了。于是我要大家说说工总司和赤卫队的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说，这么大批量的布一定是市委批的，我们是小老婆养的，所以我们要不到。
   有人告诉我曾有这样一件事：市百一店到了一批最新式的手摇式速印油印机，这种机器的印刷速度要比用当时常见的手推式油印机快几十倍。不少造反组织倚仗人多势众，把这批油印机一抢而空。我们后勤部也抢了两台。但我们有经费，事后开了支票给中百一店结帐。
   这不明明在暗示红布也可以去抢吗？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人就接口提议到布店找红布，我摇摇头，一家布店能有多少红布？我们有四十万人，大约估算一下，总要几万公尺的红布。有人提议到各大布店全面收集，我也摇头，涉及面太广，影响就大了，这到底是去抢啊！造成的影响先不说，要动员多少人力才能完成啊？
   我想到了批发站，那里数量大，目标集中，只要一次就能解决。
   我派出人员到几个批发站去侦察。很快消息传来，在宁波路的市纺织品批发站内，有大批红布堆放。
   兵贵神速，我马上把总部的大卡车调上，（这辆车是在色织廿四厂事件的谈判桌上向市委要来的）把总部纠察队的人调了几十人，我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言明这次行动是抢红布，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但不准伤人，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果断、迅速。我又指定了几个人为现场指挥，各人作了分工。我随队一起行动，但不出面。
   大家严肃地点头，悄无声息地上车，完全不像以往的行动时嘻嘻哈哈。这次行动我配备大卡车一辆，小车两辆，摩托车一辆，要求车队必须保持统一速度，不准拉下。为此我把大卡车调在前面，其余车辆在后面跟进。
   大卡车上满载着一车人，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南京路上，去抢我们必需的红布。在这特定的“造反有理”的年代，这是革命行动，谁也不认为是在犯罪。在是非已被颠倒的日子里，人们就这样加倍颠倒着是非。
   车队很快到了宁波路市纺织品批发站。
   停车后，先派人去侦察，红布是不是运走了？侦察的人兴奋地来报告：红布仍在。好！我一声令下，大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一下冲进站内。指挥的人按分工指挥着人们，二话不说，扛起红布就装车。站内有不少职工，被一时吓懵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旋即有二、三人扑上来阻止，店里好多职工扑向布堆，死活不让搬。有人说：“你们这是在抢布啊！”我们的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革命行动，你敢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吗？”于是双方纠缠在一起。不管指挥的人怎样喊，快搬！快搬！在乱成一团中，半天才抢出一匹。
   不行！如果时间一长，马路上的行人围观起来，就不好办了，我手下的几个头头在看着我，等我拿主意。一个年近六十岁的小老头，大约是这里的办事职员，他不怕威吓，在人丛中阻拦搬运，他用商量的口气拦住众人说：“我们支持一切革命行动，我们同意把红布调给你们，但你们总要有一个负责的头头出来，办个手续，我也好向上级交待呀！”我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心想这人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大概是这里的负责人，他不能眼睁睁地让人在大白天下把这么多的红布搬走。
   该是谈判的时候了，我不能不出场了。我站出来，要大家放下手中的布，不要争夺。瘦小的老人马上意识到我的身份，他把我让到办公桌旁请我坐下。我对环立在我身后的几个小头头看了一眼，扬了扬头，他们马上会意，带人把住了大门，有的则把站内的职工看管起来，形成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我在办公桌旁坐下后，那小老头却改口说什么，这批红布刚从仓库出来，已经向外地调运了。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不能把这批红布交给我们。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
   我气极了，不用硬的，看来是办不成，我对身后的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马上走到人群中，对自己人布置任务。我又对那小老头说：“我们今天是下定决心的，同意也拿，不同意也要拿，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是说干就干。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我转身对我的人一挥手：“动手！”哗！人们重又扑向布堆，纺品站的人本能地想阻止，但被我们的人双手向后一夹，集中逼到了一个角落。有人稍加反抗，我们的人对他们说，这是造反派的脾气。但个别的人还是在反抗，我大吼一声：“把他带走！”这下再无人敢阻拦了。
   红布顺利地向卡车上搬。这时那个瘦老头，可怜巴巴地向我恳求办个手续。看他可怜，我也不想做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盗，就从拎包中拿出介绍信，当场填写一张给他。他看了看介绍信，又可怜地向我请求，是否剩一半给他，我盛气凌人地不置一词，他见我这样，只得又退后一步说，剩三分之一吧！我连正眼也不看他，大声命令：“一匹布也不能留下！”这狡猾而负责任的老头只得写了一张收据，上面写明布匹的数量，要我在上面签名。我迟疑起来，这毕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布，传出去名声不太好，遂用了一个假名，应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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