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五章机关琐事

第十五章机关琐事
宣传部和政治部
   经过了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我的生活开始平稳起来，一度过起了“机关”生活。
   十二月八日，在文化广场的大会上，王继鑫宣布组织赴京代表团。这是他与郭文美的计划，其内容和目的，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他们有他们的私心和目的。猜测起来，无非想进京找到一举成功的捷径，说到底，还是临时工造反，去完成“历史使命”。
   赴京代表团的成员，由各分部推荐组成。王继鑫把劳动局的处长吴贻荪一起带走，总部秘书处的郭文美、骆江华，政治部的王英、王伟，他们一起随王继鑫组成了几十人的代表团，王继鑫自任团长，扬言不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决不回沪。他们带着这伟大的誓言，在中旬离沪北上。
   殷庆宝的宣传部，人员最为庞杂。为了稳固他的权力，他先是把两个在他部里的常委开除出总部。由于这两人无丝毫能量，因此并没有引出什么风波。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蒋瑞根，林新中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开除出总部。这两人被清除的后果就不同了，他们是有能量的，在外面网罗了一批势力强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以南市分部和卢湾分部为基地，在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揭发常委“罪状”的传单满天飞。这是后话。除此之外，看不出宣传部在平时的宣传工作中有什么建树。连最简单的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其它组织。文革时期，尤其在关键时刻，大幅标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制造舆论，或对某一事件的组织表态的最醒目、最简洁的方式。因为我们组织的大幅标语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都软弱无力，所以就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殷庆宝的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宣传中缺乏政治性和纲领性的目标，所以无法与时代要求合拍，只能停留在临时工造反的层次上。但就是这个临时工造反的内容，也没有很好地宣传。
   红革会的《红卫战报》早就在上海出现，为了要同党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引发了解放日报事件。在事件后，工总司在十二月廿八日创刊了《工人造反报》。还有一些造反组织也相继出了自己的小报，而我们却不能。直到次年的二月六日，我们借助《新民晚报》内部的力量，才算出了一期《红工战报》，一期不伦不类、无人要看的报纸。
   总部设立的政治部，更是离奇和可笑。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一个无所事事的部。当时排座位设这个部那个部的时候，我们这批临时工、包括那个已经悄悄隐去的老杨在内，都不会知道在机关和企业中的政治部或政治处，主要是管理干部人事调动和组织发展的机构，也就是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如果设了政治部，那么它就要下辖组织处、人事处和宣传处，如果单设了组织部、宣传部，那么政治部就不必再设。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政治部，大概是懵懵懂懂地以为革命造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所以应该有一个政治部来统帅一切吧！但是常委们谁也不会听命于政治部的王伟、王英两个庸人的“统帅”。这对男女确实也没有干出过什么业绩来，反倒是在日后被反对派捏住了他们亵渎了神圣“政治”的种种话柄。他们俩人也随着王继鑫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后来在1月中旬回沪后，形同虚设的这个政治部，实际上消亡了。
   总部的“毒瘤”
   在总部的工作逐渐走向正轨的同时，需要提及的一个部门是总部的“大队部”——纠察大队大队部。这个机构的设立和名称的确立，完全是殷和王的主意。但是它的班底，倒是我曾领导过的人员，就是以在风雨操场造反时保卫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娘子军们已散去回原单位）。总部成立后，我无暇顾及这些忠勇的随从，他们就落入了殷庆宝和王继鑫的控制之下。说实在的，这些人员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其中一些素质较好的人，不满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陆续离去，剩下的称之为地痞流氓毫不为过。他们文化素质差，少数人员以总部的名义在外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吆五喝六，形象实在欠佳。再看看他们男女混杂，调笑不已的乌烟瘴气，把整个组织的形象破坏了。一些偶尔来访的人都为之侧目。
   组织部的人员和一些基层头头不时向我表示了对大队部的忧虑，我也耳闻目睹了这些男女的丑态，但我已经不能控制他们，更不用说改造了，就连他们的队长陈铭声和朱力军我一时也拿他们没办法。朱力军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陈铭声的为人要稍差一等，他是王继鑫和郭文美的亲信，又随王赴京，陈郭两人时以姐弟相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队部时时表现出流氓无产者的为所欲为，时常结伙拉帮，气势汹汹地向常委造反，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在殷、王的姑息之下，一次比一次闹得气焰嚣张，自成了他们的帮派天下，混他们的“革命造反”的“流冠生涯”。就是在大白天我也见他们男女合盖一条棉被，或睡或坐，调笑、打牌、吸烟，这就是他们在值班，在做警卫总部的勾当。
   后来实在名声太臭，无数次的所谓造反，闹得总部不得安宁，殷、王对他们几次整顿、精简也不见好转，反倒助长了内部的帮派斗争。最后在“红工司”四面楚歌，每况越下，摇摇欲坠时，为了安抚和拉拢各区分部，在扩大常委会时，反倒把陈铭声也拉进了常委内。——可以说，这个“大队部”是寄生在总部的一个毒瘤。
   兢兢业业的李衍清
   总部的后勤部，虽然部长是草包钱桂芳，反倒是为总部做了后勤方面的实事。由于我的提议，我们的经费不再用联络员送来现款的方式收受，我们建立银行帐户，健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会制度，制订了一套收发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为日后拯救我们这些常委立下了功劳。
   这得力于钱桂芳手下的一个中年会计李衍清，是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严守现行的财会制度，尤其是在以后纷乱的“打、砸、抢”的动乱中，妥善保管了帐册和单据，老李在总部日后的“内部造反”——“1·13事件”中，奋力抢救了帐册和单据，把它们转移到愚园路67弄43号一幢被抄的资本家房屋中隐藏起来，又在以后几次针对总部的“打、砸、抢”的浪潮中，忠心地保护了这些帐册。
   为了保护这些帐册，这间房屋作为极端保密的地点，只有为数三、四个人知道有这回事，但却不知道具体地点。正因为这样的严格保密，所以这间房屋一直被保存了下来，在六七年二月组织解散后连“官方”也没有发现它。这间房一直在李衍清的手中，到了以后重拉队伍时，他把这地方交给了我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地点。
   后勤部完全有赖于老李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钱桂芳这个草包才得以安坐在他的部长位子上。他虽觊觎我这组织部长的位置，却没有能量像殷庆宝那们从正面向我进攻，安插人员进来。亏得这位草包想出了一条绝妙的“高招”——把他的老婆塞到我身边来，美其名曰：“秘书”。也许他自忖这样可以夺取组织大权。
   我不要女秘书
   那时在造反派中，头头几乎清一色是男士，而头头大都有女秘书，对此，社会上必然有风情的传言。想不到那时我的脾气真是出奇的好，对于像殷庆宝和钱桂芳他们这样处心积虑的算计我，我竟虚怀若谷，大度地容忍了，我不愿看到内讧出现。对这位草包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塞过来做我的秘书，我冷然处之，我拒绝了秘书的称呼，只答应她是一般工作人员。这位女同胞一来就从另一位姓徐的女工作人员手中，把总部介绍信抢到手，夺取了开介绍信的“权”，似乎认为这样就抓到了组织部的大权。这位草包的夫人，微胖的满月脸上，一笑就浅浅地显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小小的圆嘴吐出的声音是那样的软糯而灵快。她喜欢挨得很近与你讲话，头上的秀发不时撩拨着你的头颅，让人发痒、发麻，一股女人的气息随即通过我第六感觉让人晕眩。不行！赶快立起身，扳着脸，以不耐烦的口气，打断她的话，命令她此事该如何如何办，那事该如何如何办，挥手赶走完事，或者是我匆匆逃走了事。我处处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不热地对待，从不允许她跟随我，只让她在组织部的办公室中死守台上的两只电话。如果我是放荡的花花公子，对于这送上门的便宜，有不贪之理？这位草包必戴绿帽无疑。
   一天早上，我皱着眉头，捧着我的左手。我痛苦的神色马上被她发现了，问我：“怎么啦？”我随口说：“大姆指肿得厉害，昨夜痛得一夜天没有睡好。”她关切地伸出胖笃笃的小手来，把我的左手握住看了又看，笑靥消失了，啊呀！啊呀地大呼小叫道：“啊呀！啧！啧啧！指甲下全是脓，不好了！这是蛇头疔。”
   我不经意地抽回我的手，肿胀的大姆指其形状真像一只昂头吐信的蛇头。她睁大了双眼，焦急不安、又软又急地连问我：“已经几天了？去医院看过吗？啊呀！为什么不早点去看呢！唉！蛇头疔真痛啊！现在痛得怎样？”我捧着随脉膊一跳一痛的左手，自管开始我一天的工作。见我不再搭理她，只得讪讪地走开。但是当有人进办公室来，她就不断地告诉人：我怎么怎么了，从侧面向我进言：马上去医院治疗。
   上午在忙忙碌碌中渡过，中午，手肿得越来越厉害，看来不去医院治疗不行了，再忙也要去。
   下午三、四点钟我走进了附近的华山医院，外面是阴天，候诊大厅光线暗淡，空无一人。我挂了号，外科诊室的走廊里更静。走进外科诊室，只有两位医生，冷清地在看着医学书，我挑了靠门的那位医生，把病历卡递上。那医生望了望我左臂的造反队袖章，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看：“甲沟炎，要手术。”简洁地吐出了这个字。我说：“好。”他立即开好门诊手术单，示意我去付费。待我付了费回转来，他已把手术包准备好了。医生和我谁也不发一言，打麻醉针，拿出手术刀，娴熟地切去半个指甲，除去大量的脓和腐肉，再用纱布包扎好，默默地把一张已开好的消炎和止痛药物的处方给我。我无声地接过方子，离开了外科诊室，在空无一人的候诊大厅付费领药。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快，最迅速的门诊手术治疗，后来再也没有只有我一个病人在看病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好像把人类的疾病全赶跑了。事实上疾病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牛鬼蛇神”们不能去看病；“革命群众”狂热得无心去看病。和医院的冷清可以比拟的是公园。在文革的高潮下，养花爱花被斥指为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公园里小桥流水，花花草草，同社会上充满了杀机的阶级斗争极不调和，所以游人也比往年稀少。同样道理“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从各自的处境出发，也无心去欣赏它们。后来被斥为消遥派的人们（他们什么派也不参加）为了逃避这恼人的尘世，曾在公园这个“世外桃源”寻求短暂的和平。但是一纸禁令，全市所有公园停止开放，所有的影剧院全部关闭（电视对绝大多数来说尚不知为何物）。——想想看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吃、睡和劳动，除此之外，不能享受什么。要么去搞阶级斗争，要么就象畜牲一样劳作，人性被严重压制和扭曲，达到了令后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