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六章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六章赤卫队的失败
解放日报事件
   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挑起了这场战斗，工总司插进去支援红革会。他们忙于争夺宣传工具和宣传阵地，闹得不亦乐乎，而我们则忙于组织的建设和筹备文化广场的大会。造反派在努力迫使解放日报——市委的机关报就范，致使解放日报停刊。赤卫队在此时匆忙登台，万人大游行，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在造反的浪潮中，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对官方的喉舌——解放日报真的是那么要看吗？会真心实意地去游行要求看干巴巴的八股文吧？这就导致了赤卫队失去民心，成了上海最短命（66年11月23日成立至66年12月31日瓦解）的群众组织。
   赤卫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是一批对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阶级出身较好，干部、党团员多，工作积极肯干，每次政治运动也都冲在前头，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次运动的“打手”。文革发生后，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这些平时的“天之骄子”，在上面的授意下，自上而下组织了这支“近卫军”，他们的组织成立和形成当然不会遇到造反派成立时的阻力和风险，他们有市委的支持，可以堂而皇之地按系统迅速组织起来并立即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市委御用工具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工总司和赤卫队并没有正面冲突，赤卫队只是在游行示威，在舆论上“作战”，老实说工总司反而处于守势。但是市委在处理事件中却节节后退，以图息事宁人，逼使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中向造反派——工总司发动了强硬的进攻，扣押和禁闭造反派。
   这个时间表是这样的：
   11月26日赤卫队成立（一说11月23日）。
   11月30日红革会进报社，事件开始。
   12月1日工总司正式加入。
   12月2日赤卫队游行示威，正式亮相。
   12月5日或6日市委代表王一平和宋季文在谈判中，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解放日报事件开始平息。
   12月7日开始，赤卫队动员了大批人员在色织廿四厂围攻和扣押造反队。
   12月8日夜，红工司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后派二千人去色织支援工总司，插入色织廿四厂事件，大批红工司造反队员被扣押。
   12月9日下午，红工司调动十万人在色织廿四厂向赤卫队发起正面进攻，冲入色织廿四厂，救出被扣押的大批造反派。市委出面三方连夜谈判。
   12月10日，曹荻秋签发市委12号文件，答复工总司，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工总司人民广场大会
   我们红工司从正面为工总司向赤卫队冲锋陷阵，显示了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事实上为工总司开辟了“第二战场”。事后，我们并没有在上海造反派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始终处于低下的不平等地位，临时工受人歧视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你高举毛泽东的旗织，高呼最革命的口号，干了最革命的行动，从而有所改变，即使你实际上已经为人作了“嫁衣裳”亦没有得到承认。“炮司”的学生头头对我不屑一顾，果然令人恼怒，而我们的对手赤卫队更是趾高气扬，在谈判桌上根本不把我们视为谈判对手。
   最可恨的是12月11日，是我们在色织廿四厂冲垮赤卫队的第三天。
   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把人民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在会议进行时，我带着老陆、骑着摩托车绕人民广场外围兜了一圈，广场的每个入口处挤得不能再挤了，我被挡在外面不准进去。里面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扩音器中的口号声压过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大会的扩音器一直拉到了南京路上。
   我看到这样的情境，一阵说不出的滋味搅得我肝肠寸断：前天工总司只动员到万余人，而我们却全力以赴，以十万之众向赤卫队正面进攻，解决了色织廿四厂事件，迫使市委在谈判桌上低头。对手被冲垮后，今天工总司却冒出了几十万人（据他们说有六十六万）坐在广场上摇旗呐喊。
   敌人已经打垮了，在谈判桌上低头了，你“迎头痛击”什么新反扑啊？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天、大前天资反路线反扑的时候，你们的人到哪里去了？最令人寒心的是，我们对这个会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有费敏璋作为摆设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既不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也就谈不上分享会议的成果。事后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批判了曹荻秋，曹在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要求上当场签字。这下好了，工总司有了《工人造反报》，赤卫队当然毫不费力有《革命战斗快报》，而我们仍然什么报也没有。
   我在广场虚热的口号声中，气恼地对老陆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回总部，我不要看了。”摩托车在南京路上飞快地向西奔驰。
   12月中旬时，上海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而赤卫队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号称八十万，并且活动越发升级，公开打出反对张春桥的口号，公然要张春桥回上海检查，这样，赤卫队在上海人的眼中是保皇派的面目已经定型。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姚文元；赤卫队的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这已经不是秘密。
   工总司刷出大量标语：“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赤卫队是陈、曹御用工具！”“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装模作样刷出“炮轰上海市委”，以表白自己并不保皇。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老头（那时造反派中称曹荻秋为曹老头）揪来批判。
   去看看赤卫队的广场大会
   我的老陆兴致很好，说：“小沈，有胆量吗？我们去人民广场参加赤卫队批曹老头的会。”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走！”我们的摩托车从威海路一头进入广场，一看广场内人不多，只有司令台前的小半个广场挤满了人，整个广场的外围并没有赤卫队的纠察线，没有十一日工总司大会的盛况。
   我们从人群的后面，也就是人群后部空出的地方驶过，到了司令台前方。我要老陆把车停下，老陆有些犹豫，但我坚持要停，他就捏住了离合器，但没有熄火，并不让我下车，说，万一赤卫队发现我们，好马上逃走。我们远远地在人群后观察司令台，一个人在作冗长的发言，下面的赤卫队员反应冷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次大会呢？我陷入了沉思。
   老陆怕出意外，急着催我走。我还在想我的大会该怎么筹备。我要他向西藏路开，到了西藏路再回头，从原路出广场。他虽然同意这么做，但是把车开得飞快，待我们在西藏路折回头向威海路开时，不寻常的高速，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回头来看我们，当有人从臂章上认出我们，惊呼：“造反队”时，我们一眨眼已经冲出了广场。
   我哈哈大笑，笑老陆的胆量太小了，我的一笑把他的紧张神经缓了过来，他减慢车速回头对广场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在为自己辩解。
   从工总司方面（通过我们的“外交大臣”费敏璋）不断传来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停电、停水、停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新动向，又说这是“黑市委”（这是造反派对市委的称呼）的新阴谋。要求造反派提高警惕，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坏消息不断传来，海港情况不妙，很多船停驶，港口货物积压。最让人担心的是上海存煤不断减少，只有三天的存量。铁路情况也不妙，列车停开，旅客滞留，货物积压。
   这些消息在造反派的头头中传来传去，人们担心赤卫队“三停阴谋”一旦实现，存煤用完，大上海就将陷于一片黑暗，混乱又将与黑暗同时降临，上海即将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消息的出处和可靠性会打上一个问号，但我当时并不怀疑，我为这种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对赤卫队欲制造三停而忿恨不已，对“黑市委”的阴谋和赤卫队的垂死挣扎，认为是明目张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并计划着我们红工司该如何行动。
   12月29日下午，费敏璋从工总司回来，他脸上带着兴奋，以神秘的口气，像透露国家重大机密似的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赤卫队已经占据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并说刚才在工总司开了会，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鲜血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费转而兴奋地说，上海的造反派要充分动员起来，要调动队伍去康平路，解决赤卫队在此一举。
   康平路事件
   我、殷、费三人当即决定调动队伍。
   费又对我交待说，指挥部设在衡山宾馆，王洪文在那里指挥，他与王洪文约定，在我们队伍到达后，要我即去与他联系。
   看来实际去执行这个决定的又是我这个组织部长了，我立即派专人和用电话发出了我的指令，调动各种人马。
   上次，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被人利用，受人愚弄，遭到冷遇的情况历历在目，这次我要圆滑一些，不要冲到前头，不能再做冲头了。所以在调令中，要我们的队伍在衡山宾馆周围集结，我的指挥部也设在这里。让你王洪文知道我们在“并肩”战斗。
   我的手下在忙着调动队伍，我又指派专人去泰康食品厂调拨面包，我签署了调拨的字条，要求在午夜时分一定要送到现场，就地分发给我的队员充饥，这是接受了上次行动，我的队员又累又饥的教训，这次就“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守在电话机旁，各区人马调动非常顺利的信息不断通过电话传来，派出的专人也络续回来，一切顺利。我对我的安排很高兴。
   殷庆宝和费敏璋呢？不在了！我打电话时，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人了。
   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我带着随从，赶到衡山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显得有些陈旧的宾馆大楼就在眼前，这里四周都是花园洋房，昔日是资本家的居住区。平日，这里非常安静清洁，冬日的夜晚马路更应是寂静空荡。但今天晚上一下汇聚起十余万人在附近各条马路上，我们红工司的队伍和工总司的队伍各占据马路的一边，向前向后延伸着。嗬！这次工总司的队员要比我们红工司队员多了。我很惊奇，王洪文真能调得动人马了吗？
   我派人一打听，这些人马绝大多数是二兵团的，怪不得呢！是耿金章二兵团参加这次行动了，工总司似乎团结起来了。
   现场仍然不见殷和费，派人遍找找不着，这两个滑头，看来今天晚上的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了。我不敢走动得太远，不能离开我原定指挥位置，于是派出人员去了解我们队伍分布的情况和人数。
   大约过了半小时，各路领队头头纷纷前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指示他们原地待命。我对一些熟识的头头说出了我对工总司的不满，这次不必像色织廿四厂那样冲在前面为工总司“卖命”，让他们二兵团冲在前面吧！我们不直接与赤卫队正面交锋，避免流血，我们就在后面坐观其变，各路头头们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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