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七章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七章红工司走上顶峰
我决心要开人民广场大会
   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两天后，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广场内挤满造反队，整个南京路和西藏路上拉起了扩音器，把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的声响同时向繁华的南京路上传送，会议的发言和数十万人高呼口号的声音响彻这绵延十里的中华第一商业长街。这浩大的声势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我。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我曾飞车去窥视一番。当时我的头脑中萌发一个闪念：我们何不也在广场召开一个大会，以壮我们红工司的声威呢？
   这时上海的红工司，王继鑫带着他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常委也走了一半，剩下在上海的就我和费敏璋，殷庆宝三人在主事（“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本来就参与不了总部的大事）。我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要在人民广场组织一次集会。正如我的意料，他们三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出于意料的是也不见他们的实际支持。殷庆宝、费敏璋两人听完我的提议后，好像在默默地思考着。我不知他们两人在想什么，倒是“草包”在唠唠叨叨：什么王继鑫在北京呀！啥人来组织啊？经费哪里来啊？市委会不会同意啊？等等。我本来不把他当回事，就不去搭理他。
   殷庆宝沉默了好长时间后，狡滑地顺水推舟说：“我同意开这一次会，好！常委会委托你去组织这次大会。”我一楞：他倒好，自己不干一点实事。如果办成功了，主席台上少不了他。哼！这也难不到我，一个当权者，只要善于用人，怕什么！我胸脯一挺：“好！我们组织部承担了。”费敏璋见此乐得明确表示同意。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召开组织部的干将们开会，谈了我的设想和感受。
   我说：“我去看了工总司和赤卫队在人民广场的大会，他们能开这样的大会，我们红工司为什么不能开这样的大会呢？”稍停我又说：“我们临时工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气人的是，那天我被工总司的人拦在了外面，连进入广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工总司用到我们了，就来利用一下，用不着了，就爱理不理，我受够了这个气，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我们要在全市人民面前扬眉吐气，在人民广场倾吐我们的心声！”我的一番话，赢来了一阵掌声。在我的小小办公室内，这些工作人员，朝夕相处，这里没有虚应的客套，他们的掌声出自每个在座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每个临时工的心声。
   我宣布：这个决定已经得到常委的讨论和同意，这是常委会的决定，这个大会的筹备任务，由我们组织部承担。我的话音一停，又是一阵掌声，掌声引来了其它部和纠察大队的人员，他们纷纷挤了进来。有的说：“坚决拥护常委的决定。”有的说：“早就该这么办了。”待人们稍平静后，杨福海问：“小沈，接下来的事，你如何安排呢？”
   我环顾着大家。人们静了下来，望着我这年轻的组织部长。
   众志成城
   我胸有成竹地说：“上一次文化广场的会是由王继鑫搞的，人数是一万。这次大会是在人民广场，必须要有十几万人，难度要大得多，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动脑子，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我对在人群中的纠察大队的朱力军点了点头，我说：“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朱力军负责。”
   朱力军马上用一副江湖口气兴奋地说：“既然这样看得起我兄弟，我决不在我们的部长脸上抹黑，兄弟一定保证做好。”大家鼓起掌来。朱问：“我的人员不够怎么办？”我说：“可以从下面调人，这个由组织部发调令。”他兴奋地说：“好！”
   我又宣布说：“我个人不能钻在事务堆中，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由杨福海全面负责。”杨福海高兴地向大家看了一眼。本来那个一直被我冷落在一旁的“办公室主任”一直紧张地盯着我发言，这时他被杨福海得意的眼神，刺得黯然神伤，慢慢低下了头。我继续说：“老杨组织一套班子，全面拟定全盘计划，筹备实施，直至大会结束后的善后工作。人员从组织部中挑选人员，组成骨干。人员不够也可以从各分部抽调人员，组成得力的班子。”我又对朱力军说：“有关保卫工作你可同老杨商量，你们要相互配合、协调。总之，你们有权处理一切，解决不了的可找我。”
   布置停当，人们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组织部人员了，我对杨福海说：“你马上开始行动，初步拟出一个实施方案来。”
   下午，杨福海向我汇报，他还把后勤部管财务的李衍清也找来了。杨首先提出会议经费要一万元，我吓了一跳，这一万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市委能同意吗？开这么一个会能要这么多的钱吗？继而一想，既然要杨全面负责办理，一开头我就驳回他，这不太好。杨见我沉吟不语，就细说了原由：“我们不像工总司，什么都有，我要的一切全靠用经费去买去置办，会开完了，东西还在，总部还是用得着的……。”
   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板上钉钉地说：“这一万元的经费，就定下了，总之你本着节约的精神，该用的就用，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
   老杨紧接着提出，这个一万元要单独提出，完全由他支配，不能受制于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我一听，是的，不能让钱从中插进来，这个草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决定说：“可以这样做，不必通过后勤部。”这时熟知财务制度的李衍清似乎有些犹豫地说：“我本人当然没有意见，不过……”
   我不等他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语头：“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由组织部承办，这是常委讨论决定的，一切由我负责。经费划到帐上后，提出这一万元现金来……”
   我的态度使李变得果断起来，他也截住了我的话说：“小沈，我交给你！”我十分高兴：“好！你交给我，由我给老杨。老杨你必须单立一本帐，要把这一万元的用途，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找一个懂财务的，按老李的一套制度收发，不能有半点马虎，会议结束，把这本帐本和单据、余下的款子及物资、全部移交给老李，由你们两人交割清楚，不得有一分一厘的差错。”老李听着不断点头。老杨也表示应该这么做，接下来他又提出，总部地方太小，人员来去太杂，对开展工作不便，要在外面另找一个地点办公。我说：“愚园路的房子空着，去那里吧！”他说：“不！南市陆家浜路有一空房可以办公，我已联系好了。”
   我明白，他杨福海是为了完全摆脱其他常委的指手划脚，要取得完全独立的指挥权，充分显示他的能力。我想，我应该充分让他放开手脚去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完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感到非常满意。
   接下来，他谈了一些交通工具等一些琐碎的技术性问题，我就说：“这些你就便宜行事吧！一切都交给你了，总之你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该买的买，该用人的用人，一切由你决定，按刚才讲的原则去办去做。”
   他又拿出一张组成人员名单来，给我过目。我匆匆看了看表示同意。接下来我们两人商量这个大会的日期，我要求尽快召开，他合计了一下，最后就定在1月5日。
   筹备工作就此开始。
   我在常委会上，实际就是向费敏璋、殷庆宝两个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当然只是“通报”而已，并不是请他们研究同意，他们也不阻拦。很快又通过联络员老吴把我们的决定通知市委和华东局，要求火速拨大会经费一万元，同时要求华东局和市委的当权派参加这次大会。
   一切顺利、不到两天拨款就来了。中午，老李郑重其事地把一张一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了我，告诉我总部的帐户开在南京路中百一店对面的人民银行，要我到那里去支取。
   我心中的一丝邪念
   本来我可以把取钱的事交给杨福海去办理，但是事先朱力军为了应付大会的警卫工作，需要摸熟地形，熟悉周围情况，向我约好，要我在下午去人民广场，去观看他们纠察大队的演练，说有事需要我在现场商讨。这种认真的办事精神，应该给予鼓励，我便计划顺道去南京路取款，再到人民广场去看望他们，随后再到陆家浜去送这一万元的经费，陆家浜那里我还没有去过，我正好去看望一下老杨，鼓鼓劲。
   我带着我的一个随从（人民印刷厂一姓卜的青工）赶去银行提款。那时我有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带拉链的拎包，这只包是殷庆宝决定，用公款买来，每个常委发了一只。这种包很便宜，也就是几元钱一只吧！但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要比我原先的一只几角钱的塑料薄膜的拎包气派得多。拎在手中的物件，从几角钱升到几元钱，似乎身价也提高了，是么！这种包在总部还只是我们几个头头才有。
   我的包中塞进了这一万元，也就非常充实和饱满了，这一万元巨款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我这个临时工的工资收入是每天一元八角，一个月工作26天，只有四十六元八角，因为按照规定临时工休息日是没有工资的，实做一天算一天。那么仔细算来，我要工作十七年十个月二十一天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如果要靠这区区四十六元八角的工资省吃俭用积攒的话，一辈子也攒不了这笔财富。拎着装有如此巨款的包，不能不令我小心万分。
   包中虽有巨款，但我自己的口袋中几角钱的零票已经凑不满一元钱了。自从出来造反后，开销要大得多，每天的三顿都要在外面吃，尽管节约、节约、再三的节约，算了又算。一个月四十多元工资本来大部分是交母亲家用的，现在只能交二十元，余下的二十多元的钱还是不够我用。
   在等银行开门的时间里，我同我的随从逛了几爿百货店，我很想买一条围巾御寒，因为我每天坐在摩托车后，迎面的风直朝胸口钻，冷得彻骨，身上多年的对襟中式棉袄，显得又小又单薄，哪里抵御得这尖利的寒风，里面的绒线衫更是又小又短，我想，有一条围巾就好得多了，至少可以不让风直接往脖子里灌。我看中一条便宜的只有几元钱的围巾，但是我的口袋没有钱！
   抬头看了看店里的电钟，时间快到了，我只得退出店，到银行去，领出了一万元经费。出了银行的门，我的随从几次要帮我拎包，都被我拒绝了，最后一次拒绝使他好不扫兴。我也看到了他的不高兴，倒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这一万元的担子太沉了，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走过刚才的百货店，我不知怎么的，禁不住自己的御寒欲望，信步走了进去，我把手伸进包内想抽张十元钱来买围巾，但我的心却卜卜地猛烈跳动，像小偷偷钱似的一阵慌乱。但我终于从整齐的一迭一百张十元钱中抽出了一张付给了营业员，慌乱地拿上围巾塞进包中，急急忙忙拉上拉链，收下零钱，逃也似地出了店门。
   走在西藏路上，我偷眼看我的随从，他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他刚才看到了我从公款中抽出那张十元钱了吗？大概没有吧！摸摸口袋中的钱，这三、四元钱的零找又可以过几天了。转而我又想，啊呀！我真昏头了，我等会如何把这缺了十元钱的一万元交给杨福海呢？我能对他说，我已经预先挪用了十元钱，等几天再归还？这多坍台呀！我一路胡思乱想，已经走到人民广场中间的司令台。只见朱力军站在有一人高的木制高台上指挥，他见了我马上向我招手：“快去总部，华东局有当权派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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