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八章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八章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风源
   这时，我们的常委主任费敏璋开始说话了（那天在场的常委都是戴眼镜的，但唯独他的书生气十足），他要人把这些吃的东西撤下去，换上茶。他说：“今天请宋市长来，我们组织要同市委商量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问题。”
   我一听这倒是一件大事，但为何今天采取这种形式来做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费、殷两人事先没有与我通气呢？从今天的安排来看，他们两人事先是商量过的，而且费也一定从工总司方面获得了这时整个上海关于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信息，促使他和殷策划了这么一场会谈。平时殷对我一直是瞧不起的，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我比他青年，阅历没有他深。二、我是从下只角杨树浦来的，对吃喝玩乐一窍不通。另外我一直反对打经济仗，要打政治仗，想跟上整个上海的形势。
   因为有了这些分歧，我们之间共同语言甚少。他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他造反是了发财。吃惊之余我对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后来他曾对王继鑫、费敏璋和我作过评论，说王继鑫造反是为了女人；费是书呆子；我是上海乡下人。从这些评语中多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头头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组织的确缺少老一辈革命家年青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志和文彩，只是一些为了发财、为了女人的人和书呆子。就是这些书呆子、乡下人、想发财的人，组成了“红工”的司令部，也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决定一个组织几十万人的命运。
   六七年的元旦过后，上海刮起的一股经济主义之风，越刮越烈。各单位，工厂的造反队在采取“革命行动”时，首先是冲击档案，烧“黑材料”（整群众的材料），平时绝对向老百姓“保密”的文件被造反队披露出来，有人对照某一时期的文件发觉自己在加工资时，没有按规定加足，或者被压了下来没有加，就在造反队的带领下，对本单位的“走资派”进行批斗，要求按有关文件加工资或发放各种津贴等等。这种情况涉及的面非常广，但只是每个单位“工总司”下属的造反队，才能得到这些文件，然后组织批斗，迫使工厂的书记厂长等当权者签字，同意增加工资并补发（当然，最终没有上级领导机构的同意和批准，下级基层单位的当权者是绝不敢自说自话签发大量现金给老百姓的）。几天内，这场“钞票暴动”迅即在全市铺开，各单位纷纷到银行提取现金，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使银行不堪招架。因为从全市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现金，无异是对计划经济的极大冲击。
   百姓对照文件，要求弥补国家对自己的“欠债”，本无可非议，但在当时，被认为是偏离了文化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当然引起中央的震动，认为是经济主义“妖风”，下决心要刹！
   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源”在哪呢？从以上情况来看，是工总司的下属造反队。
   受这股潮流影响，红工司属下的造反队也蠢蠢欲动，有的步工总司造反队后尘，想如法炮制。但是，临时工要“学样”也难，因为临时工没有工资级别，没有工龄，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较短，长的二、三年，短的几个月，完全没有补发钞票的口实，只能在以工作日计工资上做文章，于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计工资，要求补发星期日休息的工资，这样就使临时工在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也补得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外包工就更可怜了，连这点也做不到（难怪费敏璋要为此呼口号呢）。所以，在这次经济风潮中，真正得到实惠的是固定工，而不是临时工，更不是外包工，其风源在工总司。中央和上海如果要刹住经济主义“妖风”，就应当拿工总司“开刀”。
   红工司背黑锅
   但是，身居正统地位的工总司，并没有成为“开刀”的受害者。工总司得了便宜又卖乖，开动宣传机器，指责这是市委转移斗争大方向，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把责任推向市委当权派。
   市委陈丕显和曹荻秋肯接受这口黑锅吗？当然不干。老百姓常说“柿子专拣软的捏”，官方经常说“抓典型”。被抓了坏典型的都是“软柿子”。我们红工司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临时工、外包工，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开始造反又是要求生存权，由此与“经济主义组织”的“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既然上海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这风源必是经济主义组织引起的，那末，这口黑锅当然只有红工司来背了！
   我坐在桌边，静静地听着费与宋的对话。总结起来，就是要以我们组织的名义与上海市委共同签署下发一个文件，把目前在临时工和和外包工范围内的经济风刹住。费把临时工和外包工的处境与现状，这几天上海从基层刮起的经济风的混乱局面谈了谈，费要求制定出一个界限和标准，其中特别提出要维护外包工的利益。宋日昌对反映的事实表示同情，但对于制订出一个界限和标准觉得不好掌握，要我们先谈出一些意见来。他摆出一副愿意倾听的架势，要王克坐下，做好记录。
   费、殷两人摆出一副工人领袖的模样和为工人谋利益的庄重神气，提出了一些时间界限，最后决定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发出5.16通知的五月十六日为时间界限；标准呢？这就更难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谁也说不清，谁也难解决。
   费、殷两人的本意已经非常清楚，并不想真正刹住这股风，他们只是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使之合法化。
   这个目的能达到吗？从十七年的历史来看，是决不可能的，错了的不就让他错下去吗？十七年的历史是不承认错误的历史，提出狠刹经济主义妖风的口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吗？工人们起来要欠债人还债，但因为是“旧”债，要债就成了“妖风”。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钱不是好拿的，这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不是方向，现在不是提出“狠刹”么？这或许就是中央的声音。我们这几人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对他们的一套听得不耐烦的我开口说：“这些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吧，现在搞这一套是不合时宜的，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一律刹住！”
   我的表态，引发了常委之间的争执，因为我的话大大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我和费敏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以维护临时工和外包工利益的救世主的姿态，慷慨陈词与我争论不休。在我的坚持之下，书呆子气十足的费敏璋无可奈何最后声明在外包工问题上他保留意见。（就是这个保留意见，几天后成了要我们组织命的意见，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短视和无知。）
   宋日昌在眼看着我们的争论结束后，以和事佬的姿态表示要向市委汇报，把红工的意见认真讨论。费、殷精心策划的这场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工总司又一次的广场大会
   第二天，一月六日，我特意去了人民广场，工总司今天要开大会。王洪文找我去武康路2号，是要我取消昨天的大会，突出今天的大会。今天的大会内容王洪文事先一点也没有对我透露，但从工总司六日大会发出的三个通令来看，这个大会确实是事关紧要的。其中一个通令是：
   不承认曹荻秋是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监督劳动。要求彻底改组市委。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三个通令以急电报党中央，请毛主席表态。
   但主席却在沉默。
   如果毛主席表态支持，那么这个大会就成了一颗“原子弹”。
   我坐在毛胡子摩托车上驶进广场，竟没有人阻拦。空荡的广场，没有纠察人员，也没有医疗救护站和茶水供应站，这些后勤工作全然没有，难怪他们的大会可以接二连三地开下去。而我们却要搞得那么正规，想得那么周到，真太费心费力了。
   昨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而今天，天气阴沉，飘起了雪花，虽说雪不一会就停了，但阴冷刺骨的寒风吹在身上，也是够受的。诺大的一个广场，只有面对司令台的地方围了不足二万人，（姚文元向中央报的简报上说十万人，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说二万多人。）人们缩头缩脑地挤在一起。我看到这情景不由高兴起来，昨天我们是十几万人，而今天你工总司就这么一点点。哼！你王洪文就是要我们替你撑市面，离了我们你的势力就单薄了，就连老天也不帮忙，下起了雪。我带着满足的心情离开了人民广场。
   殊不知在我洋洋得意之时，命运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短命！从六七年一月五日红工司浩浩荡荡的广场大会使我们的组织冲上了一百天造反史的顶峰后，形势便急转直下，迅速走下坡路。一个多月后，中央的一纸通告，轻而易举地取缔了它。
   现在想来，工总司的王洪文虽然是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流氓，但由于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政要兼文人作后台，所以工总司不但信息灵、胆子大，而且能够提出政治口号。是的，从相邻两个广场大会的规模、组织、后勤上看，工总司远逊于我们红工，但是，它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尽管毛主席没有表态）；那么我们红工司的广场大会呢？留下了什么？
   我们不可能留下什么！！
   红工竟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
   也是在一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夺权开始，登载了由十一个造反组织签署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标题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一月八日，三十二个造反组织“紧急通告”签发，这个通告进一步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并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抵制。
   这两个文件立即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一月十一日破天荒头一回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出了贺电，震动了全国。
   这封贺电对我们红工司来说，却是一纸“死刑判决书”！
   一月六日上海解放日报登载了一月五日我们红工司大会的消息，我们为自己的大会消息能登上解放日报而沾沾自喜，但仅仅过了五天，一月十一日中央发来的贺电，完全淹没了我们的喜悦。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在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工人组织红工司没有在一月八日的“紧急通告”上签字，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造反组织的贺电就不包括我们在内。换句话说，贺电表示毛主席、党中央承认了上海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恰恰没有我们红工司！
   这个冲击波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直到贺电在大街小巷张贴，费敏璋面对外界的压力和内部的责难，才道出了一月八日签署“紧急通知”的真相。（说是真相，其实只能说是他的感受，因为签署时有什么内幕和背景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另外他是不是有所掩饰和为自己开脱，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下面是根据他当时的叙述而写：
   八日各组织在“锦江饭店”九楼由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执笔起草了这个“紧急通知”，汇集了各组织的意见凑成了十条。当时王洪文根本没有在场，在署名时只有二兵团的耿金章以二兵团署名，工总司根本没有人参加，结果各组织提出，作为上海最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不署名，这个“紧急通知”就没有权威性，工总司不可不署名。在这样的压力下，耿全章尽管有野心，还是在工总司的名下签了字。论到我们红工司时，我们这位酸气十足，个人利益看得特重的书呆子以提出要增加条文对外包工有所区别，否则会对我们组织带来压力为由，要求补充修改。他的短见，无知和私心，竟驱使他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端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他不合时宜的发言，当然遭到反对。这个上海造反派的聚会有陈丕显参加，陈也在通告上签字表示同意。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来主持上海工作的，（说穿了就是抓经济工作的，因为当时上海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口却只占百分之一，上海的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刹住经济主义风的“紧急通告”他当然同意。我想，这个“紧急通告”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授意下，召集了这些组织，并在他的实际主持下搞出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宋日昌向他汇报了五日我们的情况后，启发了他利用造反组织起草文件的方法来制止经济主义风也未可知。如果最后这个猜想是真的，那等于说：一月五日白天我们的组织在广场斗当权派，登上“百日造反”的顶峰后，当天傍晚我们就在愚园路总部向当权派递上了绞死我们红工的“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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