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十九章北上首都

第十九章北上首都
做实事救组织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酝酿着去北京。
   十日在报社经历的情况和那篇文章的结尾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定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地位，笼罩在头上的经济主义组织的阴影已无法摆脱，我决定上北京去捞取政治资本，照当时文革普遍使用的贬义词，就是去北京捞“救命稻草”。
   我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二十天，从六六年的十二月下旬谈起。
   赤卫队覆灭前，在造反派中普遍传闻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指责赤卫队妄图制造“三停”的传单和标语到处可看到。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的一次造反组织的聚会上，大家曾在闲谈中，对港口和铁路的运输表示担扰，因为那里的生产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的工业用煤（包括发电厂用煤）已经只有三天的储备量。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想想看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这三天的储备数字再往下降，一旦上海没有了煤，所有的工厂将停工，电厂不能发电，那可真要大乱了。
   有人讲，陈丕显在战备工作会议上说，以往一直为上海储备三个月的用煤量。上海有那么多的工厂，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一煤炭储备工程是何等的伟大。就连高喊打倒上海市委的造反派们也不得不交口称誉：陈丕显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不无感叹地说，如果没有陈、曹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的煤，上海早就瘫痪了。
   我一直痛感到，我们没有政治背景，造反以后一系列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这样变化剧烈的政治风云中，我们这个组织要保持和存在下去，并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前途是渺茫的。
   现在上海运输紧张，用煤的储量只有三天，而“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提出的号召，国民经济是绝对不允许瘫痪的，不管谁在掌权都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上海的生产形势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只有干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形象，进而在造反派中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出过“实业救国”的口号，我却在六十年代提出这个“做实事，救组织”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一时热情高涨，兴高采烈地把我的想法同费、殷谈，提出要组织人员去港口和铁路“抓革命、促生产”，恢复那里的生产秩序。
   我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懒懒地说了声“同意”。
   “同意”两字一出口，等于是说你就去做吧，是你提议的嘛！
   我热情不减，说要先去蹲点，了解和熟悉情况。
   那你就去呗！
   我把组织部的工作交给了杨福海，自己则全身心地扑到了铁路上。
   我先到我们下属的铁路总部。（按我组织部原先的安排，按系统成立的一律称“总队”，但铁路局的临时工们为了突出他们的特殊之处，用了铁路总部的名称，在既成事实面前，我就默认了。）这个铁路总部的成立，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着“临时工”的旗号，以我们红工司已经在上海获得承认的优势，在路局内部获得了承认，打出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总部”的旗号，事后才来我的组织部挂钩。自然，这种挂钩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手续，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自己成长起来的自称是我们下属的组织，并且也愿意受我们的领导，这就成了。本来我们应该发给他们公章的，但是他们通过路局自行解决了。）
   瘫痪的是铁路港口，所以我打算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港务局，我先去了铁路局。（我一到铁路局就被那里的事务缠住身，再也无法去港务局了，我就委派杨浦分部的顾华前去，结果我用人不当，委派的人能力太差，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连一般的情况也说不清楚，港务局那一头我只得放弃了。）
   事先我用电话告知铁路总部我到达的时间，我在民德路“红房子”――铁路员工对上海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的称呼――找到了他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赤卫队失败后，上海始发的二十六对客车已经停驶，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刚把我的来意和设想同总部的人们谈了，工作刚开了个头，第二天，工总司却在铁路局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由工总司的谢鹏飞指挥，我们的铁路红色工人总部被排除在外。
   于是，我同工总司，同谢鹏飞在铁路系统的角逐从此开始。
   在铁路上，临时工的地位低下的情况要比其它行业更严重。工总司的造反队之所以居于正统地位，是以正式职工为基础的，这些职工工作多年，情况熟悉，更有不少干部参加进来，尤其在铁路局这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准军事性质的系统中，临时工只能干最低下的力气活，我的工作范围当然被局限在这个狭小、低等的圈子内。而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一开始就从上层着手，带有夺权的倾向。我虽然有办实事的思想和行动，但从我自身的思想和条件来说，我没有夺权和掌权的动机。无论怎样比较、分析，我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退缩，为了四十万红色工人，为了挽救组织，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而且，这几十天来，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自信，谢鹏飞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是一个小人物，平凡的青年，但造反使我拥有了部长的头衔，我的来临，给了铁路局临时工们不小的鼓舞，“组织部长”要在铁路总部蹲点，意味着我对他们特别重视。“蹲点”这一词汇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术语，是上级领导要在蹲的“点”上，推行新的工作方式或者贯彻新的意图，创造出新的经验，再来指导全面的工作的意思。对于已经习惯了政治术语的群众来说，我的蹲点，给他们壮了胆，客观上促使了铁路上的“红色工人”积极地活动起来，至少在这些头头中，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实实在在地做点实事。我把我的思想在他们总部的头头会议上反复阐明，他们也完全同意和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几乎每天要去铁路总部，同铁路总部的头头关系非常融洽，这些头头的年龄都比我大，谨小慎微，缺少造反头头应有的胆识和魄力，在铁路的准军事环境下，他们的自卑感太强，处处缩手缩脚。不过列车段的红工头头吴国祥，却是出类拨萃的人物，此人身体虽很病弱，但能言善辩，有胆有识。他率领他的“娘子军”们参加了一月五日人民广场的大会，大会的磅礴气势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和胆识，列车段的红色工人在他的领导下，勇敢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日六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赤卫队在上海覆灭，部分赤卫队员随着他们的头头步行北上“告状”，上海的铁路调度人员大多离沪随赤卫队北上。因此，上海的铁路运输全部瘫痪，在混乱状态中挣扎的全国铁路系统雪上加霜。一九六七年元旦过后，大刮经济风的上海铁路处在更为严重的境地，上海站始发的二十六列客运列车全部停驶，大量旅客滞留在车站。列车段“红工”头头吴国祥大胆地组织了一支由临时工（即我们“红色工人”）担当的客运列车。
   吴国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选择了最有影响的京沪14次特快列车为突破点，那时全国的铁路交通几近中断，以上海开往首都北京的14次特快来震动全国铁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举动必能直接受到中央的注意。
   首列“红色列车”发出后，成了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它向社会表明，只有我们红色工人是在“抓革命、促生产”，为全面恢复铁路运输作出贡献。但这样的壮举，这样的胆识，必然遭到世俗偏见的阻挠。
   这个阻力还真不小。当时铁路的经济风刮得非常历害，正式职工不愿出车，而14次特快的餐车上全是固定工，他们以耻于同临时工一齐出车为借口拒不上车。至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车长。因为这一技术性强的重要岗位从不安排临时工来担当。我们都是一些工龄不长的女列车员，无法胜任车长职务。吴国祥就在众多的车长中，选择了一位好说话的张姓车长，请他担任这次红色列车的车长。吴真是一个有头脑、口才又极佳的青年，在他的鼓动下，这位车长同意随车出发。
   但是我们这位吴国祥头头并不到此为止，他创造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车长制：任命一位女列车员金月雯为正车长，职责是去抓政治工作，张车长为副车长，去抓业务。政治统帅业务么！这在当时是谁也不敢批驳的。实质上吴国祥以突出政治为名，突出了红色工人的地位，这是吴的聪明之处。
   餐车还是挂不上，吴国祥无法动员好多的正式工上餐车，那一千多旅客吃什么呢？铁路总部火急向我汇报要求解决，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杨福海想出用面包来代替餐车。对呀！这可是一条绝好的主意，又省事又省力。我马上批条子，派出总部的大卡车去泰康食品厂装了一卡车的面包和饼干火速送到列车段。
   这一车面包是由纠察大队的几个人押送去的，我们这些纠察队员在外面总喜欢借总部的名义夸耀自己。那好得很，这列整装待发的红色列车缺少的就是男子汉的勇气和胆量。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姓蔡的大男人被娘子军列车员们扣下，要他随车一起出发上北京，这位“总部要员”在“娘子军”们的簇拥下上了14次列车。
   冲破重重阻力的红色列车终于满载旅客，开出了上海，驶上了艰难的进京之路。
   列车艰难地行进
   在沪宁线上还比较顺利，渡江后，开始遇到麻烦。
   列车严重超载。
   这不算什么，最严重的是常常被迫停下，停下后，车站又迟迟不发开车信号，时间久了，旅客骚动，谁也不想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中遭罪，旅客找列车员、找车长，两位车长又能怎样呢？当然要找我们这位总部来的姓蔡的“要员”想想办法喽！娘子军们把他推向了旅客。他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路可走：带领一些旅客到站上找站长，讲不通怎么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现场批斗站长，促令发车！这一招还真行，列车终于向北爬行了。
   然而这一招并非处处管用，在一个站上，列车又被迫停下，蔡重演故技，带着人去找站长，结果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用麻袋往蔡的头上一套，饱尝了一顿冷拳，幸亏旅客中的勇敢者，仗着人多势众，又把他抢救出来，人们簇拥着鼻青脸肿的他，再去找车站上的当权派时，已经找不到一个主事的人，只得用电话向铁道部求救，几番折腾，列车又开始爬行。“红色列车”就这样艰难地向北京靠近。
   全国铁路运输的严重情况，当然引起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铁路运行图上，却有一列14次列车缓慢地向北京前进，而且这列车不断有电话向铁道部频频告急，这引起了国务院有关方面的注意。
   14次列车一到北京站，国务院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前来迎接，崭新的轿车停在边上，要有关人员随他们去，说有首长接见，要了解铁路情况。这些女列车员们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慌了神，出头露面的事又落到了这位“总部大员”蔡的头上，可是这位心地厚实的老临时工，也被这崭新的几辆轿车和“首长要接见”吓坏了，他看了这气势，连连摇手。可来人又非请他走不可。他权衡再三，事关重大，就说，我们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一个赴京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常委，要找到他们才一起去。想不到国务院的车队竟陪着他到左家庄去找王继鑫，没有找到，又在北京城转悠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只得把他送回，不了了之。他也就随13次列车折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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