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章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章面对反对派
总部又被冲击
   回过头来再看看反对派对总部的再度冲击。
   大概在我从北京回来后的几天吧！那天很晴朗，下午我单身一人从静安寺步行回乌鲁木齐中路的总部，刚走到华山路口，迎面有几位总部大队部的女队员气急败坏地拦住我说，总部又被南市分部的人砸了，他们的人已经占领总部。她们要我马上回头。
   我抬头一看远远的是有不少人围住了总部。我急忙问她们总部情况怎样了。她们说总部的人全逃出来了。
   我也能逃吗？
   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决不做这样的小人！我也容不下我的部下如此胆小，竟然全逃离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闹，竟敢这么大胆的闹到我的面前来了。我头也不回，气冲冲地继续向前走。可是这些女队员却死活拉住我不放，说太危险了，他们指名要抓你呢！
   指名要抓我？好哇！这话反倒更激怒了我，我傲慢地说：“看谁敢来抓我这堂堂组织部长。”我拨开她们，怒发冲冠地继续向前走去。我的言语，我的行动增加了她们的勇气，她们中胆大些的就紧随我，胆小些的落后几步也一起返身向总部走去。
   在离总部几十公尺的地方，有人在现场刷写张贴大幅标语：
   “×××（当天的日期）行动是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自封革命行动。）
   “把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费敏璋揪出来示众！”（好！这句标语倒有份量。）
   “砸烂红工司常委王继鑫殷庆宝……的狗头！”（其中当然也有我的狗头。）
   这些标语已经书写得只剩几个字就可完毕了。我把贴标语的人往边上一拨拉，伸手就撕，刚贴上去的纸，浆糊还没有干，整张整张被揭了下来。在我的身后，一名女队员小声对我说：“啊呀！标语是不能撕的呀！”
   我气吼吼地说：“反革命标语就是要撕！”刷写张贴标语的人一时惊呆了。乘这当口，我一不做二不休，以极快的动作，把所有的标语全撕下来。他们这才回过神涌上来，把我围住。有人大声说：“撕标语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大叫：“抓住她！”对方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他就是组织部长×××。”
   我身后的女队员小声地对我说：“他们已经认出了你，你还是马上转移吧！”女将们很有趣，在这紧要关头也没忘记用词的褒贬，把“逃跑”说成“转移”（转移一词是我们的革命电影中对处于劣势中的“好人”常用的词，比直呼逃跑要好听多了）。我是四十万红色工人的组织部长，我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吗？这不合我的个性。我干脆往人堆中一站，大声说：“我就是常委组织部长×××。”
   我想，我当时的姿态一定是大义凛然的，因为围住我的人都被镇住了，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倒更使我大胆地向他们进攻了：“你们今天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
   我这句不讲策略的话，引起对方一阵骚动，马上招来了回击：“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撕革命的标语就是反革命！”“我们是来抓反革命政治扒手，常委都是政治扒手！”
   说归说，但没有人敢冲上来抓我。
   我毫无顾忌地说：“标语是我撕的！你们上来抓呀！”
   没有一个人上来。
   我发觉他们不时紧张地向华山路方向张望。我明白，他们虽然砸了总部，刷了标语，但内心仍很虚弱，他们害怕我调人，怕我的身后会有大批人马冲来。我更大胆了，我乘机说下去：“你们不要上一小撮坏头头的当，不要被他们个人野心利用，他们是一小撮坏头头，他们为什么被开除出总部你们知道吗？这些历史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在操纵着你们，你们要反戈一击呀！”
   这时，逃离总部的工作人员，开始陆续向我聚拢。我一看是时候了，我大踏步向总部大门走去，非但没有人敢于阻拦我，反而闪开了一条道。我旁若无人地走进总部，对那些被裹胁来的人，不屑一顾，直上我的三楼办公室，我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随着我进来。很快，逃散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不多时便恢复了平静。
   大队部有人向我汇报，来砸总部的人已经全部退出。
   少倾，后勤部的李衍清夹着帐册也回总部了。他向我报告，当总部一受到冲击，他马上包起帐本离开总部。他在华山路上转悠，观察动静，眼看着我穿过华山路，便远远尾随着我。看到砸总部的人撤走了，他就回来了。他再三申明这是为了保护帐册的安全，意思是并不是胆小而逃跑。
   我对他的高度责任心表示了敬意，安抚了一番。我要各部检查一下，损失了什么。大家说没有什么损失。我问：“其他的常委呢？”大家都说下午没有看到过他们。
   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一个头头的情况下，遭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作鸟兽散，这真应了一句“群龙无首，不堪一击”。我从铁路北站回来，来得还算及时，现在军心已经稳定，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想想刚才的情景，对方的头面人物也没有敢在现场指挥，不知躲藏在哪里，这些被蒙骗来冲在前面的群众，被我声色俱厉吓退了。果然是“两军相遇，勇者胜！”
   大队部有人来报告，说退出去的人集结在华山路上还没有走，蒋瑞根、林新中已经露面，在人群中活动。我告诉大家各就各位，不必害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有人进言，调人来保卫总部，也有人建议我，派人去把那两人抓来，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想把事态扩大，搞得复杂化了。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有什么事由我来顶。”我镇定的态度影响了大家。
   正在这时毛胡子风风火火地进来，他是刚得到消息赶来的，随后来的还有邮电的大老李，大老李说，他已经调好了人，请求我下命令开过来。
   我说：“既然已经调好队伍，那就在你汾阳路等待吧！暂时不要开过来。有你们这几员大将就足够了。”
   用首都三司压反叛
   又过了几分钟，大队部朱力军来报，蒋瑞根带着人重又“杀”回来了，现在下面要求见我。我一听，就说明他已经不敢乱来，只是要“见我”，而且也说明我们总部的战斗力已经恢复了，他自己已经走不到楼上来。我一面说好呀！放他上来。一面立即布置毛胡子，要他马上去愚园路总部，把随我来沪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来。
   在这几天时间内，这些红卫兵按毛主席早年的革命方法，开展了调查研究，他们已经对我们组织的造反进程有一定的了解，对我们组织的现状可说是了如指掌，让他们出来说话，一定比我更有说服力。我要依靠这些红卫兵，运用首都三司的威望，瓦解这些反叛分子，消除内患。
   不一会，在我的三楼组织部办公室内挤满了人。我在南面我办公桌旁端坐，蒋瑞根出现在我的面前，但他只敢萎缩在门边。这人四十开外的年纪，皮肤黝黑，脸庞精瘦。外貌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一副猥琐小人相。他身穿一套有铜纽扣的比他身材更为削瘦的陈旧的呢制服，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受。
   他的口才粗听也不错，一口宁波上海话，滔滔不绝。听得时间长了，才发觉他常犯逻辑错误，把不同的要领混淆起来（倒不是他有意偷换概念，而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把概念搞得模糊一片，所以他的长篇大论成了信口雌黄。
   可以看出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完全靠个人的小聪明，一知半解，生搬硬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革命词藻，“扯着大旗吓人。这样的一个人，殷庆宝竟然选来作为宣传部的人员写文章，真正可笑。唉！有文才的姚红一批人却被殷庆宝假我之手赶走了，这个不学无术的混蛋部长！
   老实说，蒋瑞根，林新中讲不出我的什么罪状，对我还是很客气的。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昔日他们顶头上司殷庆宝，还有就是常委中的二、三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费敏璋的拒绝签名，他的发言就集中这些 “罪状”上。
   我让他们自由发言，不去打断他罗罗嗦嗦的话，因为我需要时间，我在等待红卫兵小将们的到来。而我的同僚——其他的常委们呢？这些胆小如鼠的东西，一个也不见，不知躲在哪里。他们也许在别处看我，袖手旁观。如果我失败，就看了我的好戏，成功了，这是大家的胜利。
   时间不长，红卫兵小将来到了。这很出乎蒋瑞根的意外，但是他立即表示了欢迎，双方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红卫兵的到来，因为他们是首都三司的，是红遍全国响当当的左派，人们对这组织及其成员都刮目相看，希望他们一个公正的裁判，评定大是大非。双方都希望红卫兵支持自己。
   蒋瑞根重新讲了他那似是而非的论调，摆出常委们条条罪状。但他的混乱逻辑，导致了他的失败。他的荒谬逻辑三段论是：凡常委们所做的都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打倒，所以常委们就必须打倒。另一个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这人处处标榜他是为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说话，他认为，因为有了错误的常委，所以常委们不可能为广大的临时工的利益说话。而他是正确的化身，只有他才能维护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但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既然要说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错误的，就不能标榜自己是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代表。因为恰恰是费迂腐地坚持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才不签字，才使我们组织成了被排除在三十二个组织之外的“经济主义”组织，现在你蒋瑞根又要代表这一特定阶层的经济利益说话，不是又要脱离“一月革命”的形势，违背中央肯定的《紧急通告》，成了“经济主义”的维护者了吗？这说明他对《紧急通告》的意义和影响一无所知，否则就不会如此信口雌黄。
   他竟然又指责我们参加工总司发动的色织廿四厂事件，动员了十万人脱离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听了非常吃惊，他竟蠢得如此啊！
   果然，他立刻遭到了红卫兵小将的批驳。小将们的政治敏感比这些人强多了，那个带队的小将马上站起来，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肯定色织廿四厂事件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造上海市委的反。至于行动的浩大，造成大量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浩浩荡荡地起来了，这样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路线斗争的需要。”
   小将铿锵有力的发言，把蒋瑞根的一点气焰压了下去。蒋瑞根气急败坏地把矛头针对1月5日大会以后，在愚园路总部殷庆宝操办的那次同宋日昌吃晚饭的事，他夸大其词地说那天我们用公款大吃大喝，喝的是高级酒，还与走资派宋日昌碰坏，喝的是四十多元一斤的高级茶叶。
   好吧！既然你说了四十多元钱一斤的高级茶叶，我就先抓住这一点进行反驳。我说，“这四十元一斤的茶叶，在上海根本没有，请你现在替我买一斤来看看。（当时文革中确实没有这么贵的茶，至少在我们能走进去的商店中没有）。”这天连酒、菜、生煎馒头一共化去了四十多元。由于忠于职守的会计李衍清的抵制，不给我们报销，便由王继鑫提议，由我和王、殷、费每人拿出十元钱来，尾数再由殷承担，了却了这笔费用，为了这十元钱，我着实心痛了一阵子。我对王继鑫说，我那次吃了几角钱的生煎馒头和茶，付了十元钱，却要跟着背黑锅，算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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