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第二十一章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一章神秘的人物
一个“中央文革来的人”
   六七年一月下旬，上海号称四十万人的红工司，已经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就在我们内外交困，一筹莫展，无路可走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给无所作为的常委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陆进雪，我们称他为毛胡子，是跟随我的摩托车手，他住在长宁区，所以他同长宁分部的头头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一月下旬，他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人通过长宁区分部，在了解我们红工的情况，这人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
   “是他自己说的。”
   我笑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毛胡子极力说服我，要我相信。我还是明显表露我的怀疑和不感兴趣。
   他马上转而向殷庆宝和王继鑫游说，不料一拍即合，他们马上把那个人奉若神明，与他见面，高兴得无异迎来了一尊救命菩萨。
   他们是如何碰面的，我不得而知。隔了一天通知我在淮海路622弄市党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中开常委会。我匆匆赶去。看来他们已经在那里长谈了半天。我这时才见到了这个神秘人物。
   这人四十来岁，皮肤微黑，相貌堂堂，天庭饱满，方面大耳，笑口一开微露一对大门牙，他口齿清晰，口才极好，他自称是吃开口饭的。
   “吃开口饭的”是什么意思？是暗示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吗？常识告诉我，自称是“吃开口饭的”，就是称自己是演员。江湖上“吃开口饭的”是指说唱演员、街头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如果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必然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是不会自称“吃开口饭”的，而应当称自己是搞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工会工作、党务工作、行政工作、教育工作、科研工作、技术工作等等，所以我的直觉始终把这个自称“吃开口饭的”伶牙俐齿，善于表演的“中央文革派来的人”与说唱演员、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划上等号。这个莫明其妙的直觉一直左右着我，我的直觉始终指挥着我同他的关系。
   顺便要提及的是，这人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来过总部，自他出现后，一直秘密地出现在总部之外的几个地方：淮海路的一间公寓，或衡山路1号，还有后来虹桥路的一座花园别墅。这几个地方都是毛胡子他们搞来的。我不知这类似狡兔三窟的做法是不是出自这个神秘人物的主意或策划，反正他的出现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中。
   当我踏进那间陌生的公寓房时，那个神秘的人马上从沙发中站起来，伸出热情的大手与我相握。我与这人接触的第一眼。就一直抱着怀疑、谨慎的态度，同殷、王等人的态度极不谐调。
   他站在我的前面，吐字清楚，抑扬顿挫，一招一式极力做出一个大干部的姿态，我隐隐觉得他像在演戏。
   我请问他的尊姓大名。他自我介绍：“木易杨，杨解泉，解放军的解，泉水的泉。”
   我还没有听清：“什么泉？”
   “山泉，泉水的泉。”
   “噢！”我若有所悟的样子。说实话，他自我介绍时，笑容自然，太潇洒了。他反客为主，把手一让：“请坐啊！”随后他仰身一坐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组织部长罗！”向两边的殷、王投去洒脱的肯定兼询问的笑容。
   殷马上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上，笑容满面地说：“年青有为的组织部长×××，一月五日人民广场大会的组织者，在铁路上蹲点，抓了14次列车，就是报上的红色列车在前进……”
   我不惯人家当面捧场，马上打断：“这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群众自己起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杨（现在可以称他为“杨”了）马上接过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上海有一个红工组织，在全国铁路上有一定影响。他老人家……”
   杨开口“老人家”闭口“老人家”，确实与众不同。给你一种感觉，他是从主席身边来的人，而且又给你一种感觉，他与我们的距离很近、很亲。这一段开场白完全征服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轻轻的语调，使人静心屏气地集中思想听他的讲话。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了一些小道新闻，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外面的小道新闻，对我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每天对报纸看得也很粗（我敢断定有人连报也不看），对外界的联系，上海造反派的动向和活动，乃至全国的动态，更是知之甚少，所以，猛然间听到他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一些小道新闻），当然崇拜得五体投地，听得几乎入迷。他每讲一段总要使用大干部讲话时的口头语：“是这样吧！”不时向殷、费、王征询，这几个人马上点头称是。而每当他用这四个字对着我问的时候，我却不愿不懂装懂地去奉迎。我睁着有时迷惘、有时审慎的眼睛，逼视着他。所以，后来他干脆不再搭理我。再到了后来，他的语音越来越轻，只在他们之间交谈。大概已觉察到我的怀疑。
   我坐得离他稍远，时间久了，对他的话已不感兴趣，我就研究起他的衣着打扮：他身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罩一件有点泛白的蓝布对襟罩衫，下穿咖啡色的花呢裤子，衣裤已经显得陈旧，但洗得非常干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灯芯绒棉鞋，头发向后梳理。这是一身道地的上海市民的装束，极为普普通通的上海人，生活在这一水准的，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他操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思路敏捷。——这一切再简单不过了，他是道地的上海人，不可能是北京来的。在香烟缭绕的烟雾中，我心中一个大大的问号升了起来，我最先的直觉是：他是一个演员，走江湖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我看着我们的常委们对他趋之若鹜、口口声声地“老杨”、“老杨”，奉之若神明，我的心有些痛。
   聪明人这时应该保持沉默，冷静地观察。可我偏偏不是一个聪明人。我找准一个机会，开口插话，以笨拙的问话向老杨扔去：“听说，老杨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我们上海红工情况的？”
   我的问话是那样率直，那样令人吃惊，引得众人怔怔地望着他，也望着我。那位老杨听了我的问话，没有立即回答，微笑着、缓缓地、故作姿态地说：“不！不不！我是来向大家学习来的，向你们这些敢冲敢闯的老造反学习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红工情况非常关心，要了解上海红工的情况。”
   好一个老杨！他用了当时大首长经常说的“向群众学习”之类自谦性的话来回答我，比方江青就常说“向小将们学习”，陈伯达也自称是“小小老百姓”。杨在此时用这句话，就变成模棱两可的回答。你可以理解成他不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情况的，因为他说是来“向老造反学习”的，但是你更容易理解为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他不是又抬出“老人家”了么？在那个时代，上级首长对下面说来“学习”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下达指导”、“布置任务”的代名词。好一个能说会道的老杨。
   我不去管他，也不去管大家是如何想，继续说下去：“你既然是来了解情况的，我就谈一些情况吧！”我把外界对我们组织的误解和我们所作的事，包括铁路上的事实，证明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主义的组织，我请他发表看法。我的一番话冲淡了、或者说是打破了当时由他夸夸其谈的气氛，变成了逼他表态。
   他对我不客气的问话，似乎有些不高兴，推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以后再谈吧！”他用不愉快的语调说“以后再谈”，隐隐地露出一种威吓，一种可能离开我们，不再接触的暗示。
   殷、王、郭的脸上立刻流露出对我的不满，唯恐我的不敬得罪了他，马上以谦恭的语句挽回我的冲撞，请他不要离开我们，请他参加我们常委班子的工作，进行指导。
   几个人恳请了一番后，老杨才故作姿态地说：“谈不上指导，大家相互学习，紧跟毛主席老人家的战略步署嘛！”又说：“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同大家在一起。”殷、王高兴得与他握起手来。
   时间是晚了点，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独自离开了他们。这次碰面就这样结束了。
   显然，费、殷、王、郭对于杨的真面目，不想去猜疑。好比一个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病人，遇到一个自吹自擂的江湖郎中，当然宁信其真，不信其伪。
   我曾私下直率地同殷庆宝谈起我对杨解泉的怀疑，指出对他的来历不明，我们要当心，至少他绝不可能是什么中央文革派来的。殷庆宝听了我的话，笑哈哈地说：“让事实来证明吧！”我听了很不高兴，刚要反驳说上几句，他收起笑脸，正色说：“我看他是有来头的，你嘛——嫩了！”他以轻蔑的态度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由于我的态度，以后他们同杨的接触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我的组织部工作本来就很忙，我不像他们可以无所事事，所以，我也懒得去打听他们的行踪。不通知我参加会面么？谢天谢地！
   真的要谢天谢地，由于他们有意避开我，使我日后少了不少麻烦，甚至免去了牢狱之苦。
   那段时间，陆进雪（毛胡子）与他的朋友（也是大队部的）对常委的行动特别关心，跟得比任何时候紧，他们几乎整天与费、殷、王、郭、杨在一起。有什么事反倒由他们来通知我。这段时间，常委班子已经没有什么作为，除了我在总部主持日常的工作外，他们都迷恋地围着这位“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转。他们远离总部，在其它的秘密地点开会，我对他们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去理会，他们搞他们的，我做我的。
   炮打张春桥
   辨别杨解泉真伪的机会来了，一月二十七日，毛胡子通知我说，殷、王已经与老杨决定，转移到虹桥路去商量大事。
   我疑惑不解，为什么要到远离市区的虹桥路去？
   我们在市区的秘密地点已经不算少了，这虹桥路的地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问：“这房子是谁搞来的？”毛胡子得意地说是他搞来的。他要我立即跟他去，说殷、费、王、郭、杨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薄暮时分，我们向虹桥路的秘密地点驶去。那里离西郊公园（动物园）不远，公交车辆稀少，只有57路可以到达。由于文革的需要，上海所有的公园已经关闭，上海最大的西郊公园也不例外。没有了游人的西郊，57路就特别稀少，等一辆车要等半小时还不止。
   殷、王他们为了绝对保密，特地没有动用任何车辆，他们都是乘57路公交车去的。穿梭来往市区联络的只有毛胡子他们两人。这里没有电话，要走到虹桥路上的一家小杂货店的公用电话才能与外界联络，极不方便。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远离市区的偏僻地方来呢？是不是杨的主意？或者是殷、王有什么预谋？我不知道。
   在虹桥路上，摩托车向左拐弯，转入一条小马路，一座花园别墅出现在我的面前。别墅四周是农田，农舍远远的散布在四周，淡淡的轻露在林木和菜地上漂浮。啊！好一座远离喧嚣尘世的世外桃源。车进大门，修剪良好的草坪、树木，表明这里有人在管理。一幢不知是欧洲哪种式样的洋房，洞开着窗户大门，没有人居住。内部的家具已经搬离一空，看来这“世外桃源”的地方也没有逃过文革的洗劫。据看管这幢房子的人说：他是洋房主人留下来看管房屋的，主人家在49年去了台湾，是一个大资本家，内部的财物已经被红卫兵抄尽，家具也全部没有了。我知道，红卫兵抄家是不会把笨重的家具抄走的，怎么会连一只坐椅也没有呢？第二天，百无聊赖时，随郭文美去周围农户走了一遭，噢，明白了！这些家具都被附近的农户乘机搬走了，沙发，不成套的单件红木家具不伦不类地摆设在农民简陋的房屋中，与他们低下的水活水平和原有的破桌旧椅很不谐调地混放在一起。当我这不速之客闯进他们的家门，浏览起这些东西时，农民们显出局促不安，用审慎小心的态度来同我们周旋。郭文美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想上门向他们换一些大米。而农民则唯恐我们是来查办的。当我们说明来意，要用粮票和钱向他们换一些大米时，一位老妈妈马上慷慨地送给我们市区人吃不到的新大米，连粮票也不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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